杂烩

很残酷，从不原谅人。他很可能会狠命打入下一垒——而且已经这么做了。他不会写这种信的。他不是给了她最后通蝶了吗?——不必再说了，一星期。现在只剩下四天了。或者是三天？奥利弗可能醒着，但假如他醒着，他也会坐在旅馆的椅子里，手里端着杯冰镇伏特加，两脚架在床上，电视小声地开着。他穿戴整齐，只脱了鞋子。他没穿鞋子—那是他做的唯一的让步。另外，他还松开了领带。
　　奥利弗是残酷的。
　　我热好牛奶，用勺把奶皮挑掉，把牛奶倒出来，然后我关上厨房灯，端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坐在沙发上，从那儿可以望见街对面那儿扇亮着灯的窗户。但是我坐不安稳，不住地变换着姿势，一会儿把这条腿搭上来，一会儿又换那条腿。我觉得好像我可以爆出一些火花，或打碎一扇窗户——或者重新安排一下家具。
　　你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都会闪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开始时是想莫莉，有一阵子我几乎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上帝，可我们从孩提时，就差不多没间断地一起呆了多年。莫莉，她说她会永远爱我的。现在却只剩下对她坐在桌前哭泣的记忆，她的肩膀向前倾着，两只手遮在脸上。永远，她说。但结局却不是如此。最后，她说，这没什么，无论她和我在余下的岁月里是否住在一起，对她来说真的没什么关系，我们的爱情存在于一架“高等飞机”上。她有一次在电话里就是这么对维基说的，那时，我和维基已经一起建立了家庭经济。莫莉打电话找到维基对她说：“你可以和他有关系，不过我也可以经常有我的。他的命运和我的连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妻子——莫莉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开始时她可没这么说。只是后来，许多事情发生之后，她才开始使用诸如“宇宙的”、“授权”等这类词。但我们的命运没有连在一起——如果过去曾经连在一起，至少现在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不能肯定。
　　我想我可以指出和莫莉散伙的确切时间，那个真正的转折点。那是在我开始和维基约会之后，莫莉发现了。他们有一天从莫莉教书的那所高中打电话给我，说，“快。你妻子正在学校前面翻跟头。你最好马上就来。”我把她带回家后，开始听到了什么“高能量”和“随波而下”——诸如此类的话。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假如说我以前还有所犹豫的话，我那时可是当机立断地离开了她——这个我一直最了解的女人，多年以来，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心腹。我放弃了她。只为一点，我害怕了。
　　这个和我一起开始生活的姑娘，这个可爱的人，这个仁慈的人，最后竟去找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水晶球占卜者，以寻求答案，试图算出她该怎样生活。她辞了工作，取出教师退休金，然后没有请教《易经》就再也没做什么决定。她开始穿奇装异服——老是皱皱巴巴的衣服，上面还滴着许多葡萄酒和桔汁。
　　她甚至参加了一个什么小组，我不是开玩笑，他们总是坐在一起，试图浮在空中。
　　莫莉和我一块儿七长大的时候，她是我的一部分，当然。:我也是她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爱。那是我们的命，那会儿我自己/p>　　这个和我一起开始生活的姑娘，这个可爱的人，这个仁慈的人，最后竟去找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水晶球占卜者，以寻求答案，试图算也信这。但现在，我不知道该信什么。我不是在抱怨，只不过在陈述一种事实。没什么能让我消沉的。我还得继续这样做。不是命运。以后的事，你认为它该怎样它就怎样，。冲动和错误，就像其他人一样。
　　阿曼达呢?我喜欢相信她，赞美她的心灵。不过她遇见我的时候，正在寻找什么人。当人们不想休息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他们开始做什么事的时侯，就知道会出现好的变化。
　　我希望我能到前院去大喊几声。“所有这些都不值得这样!”这就是我希望人们听见的
　　“命，”莫莉过去说。我知道她现在还在这么说。
　　这会儿，那边的灯全灭了，只剩下厨房的那盏还亮着。我可以试着打电话给阿曼达。我可以这么做，然后看看这会让我走到何种地步！如果维基听见我拨电话或听见我打电话，走下楼来怎么办？如果她在楼上拿起听筒监听怎么办？此外，贝思也经常抓起电话。这个早晨我不想和任何孩子讲话。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实际上，如果可以，我想和莫莉谈谈，但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一一她现在已变成另一个人了。她不再是莫莉了。但是——我该怎么说？——我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希望我自已可以像这附近住着的任何一个人——个普通的、正常的、没有成就的人一一能上床、躺下，睡觉。今天将是个重要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准备就绪。我希望我能睡一觉。醒来时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不仅仅是大事情，像和阿曼达的这件事或过去和莫莉的事。除了那我显然能对付的事。
　　比如说和我母亲的事吧:过去我每月都寄钱去，后来，我仍给她相同的数目，只是简化成每年两次。我在她生日时给她钱，在圣诞节时给她钱。我不必担心会忘了她的生日，也不必再为送她圣诞礼物而烦恼。我不必再担心，这成了周期性的行为。它就像钟表一样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年她向我要——在两次付钱的中间，三月或四月—一台收音机。有一台收音机她说，对她来说大不一样。
　　她要的是一种带钟表的小收音机。她可以把它放在厨房里，晚上做什么东西吃时，可以拿到那儿去听。她也需要有个表看看，这徉她就可以知道什么东西该从炉子里拿出来了，或离她要看的节目开始还有多长时间。
　　一台带钟表的小收音机。
　　开始她还兜圈子。她说：“我当然很想要台收音机。不过我买不起。我想我只能等到我生日了。我过去那台小收音机，掉地上摔坏了。我很想要台收音机。”我很想要台收音机。我们通电话时她就是这么说的，要不然她写信的时候会提出来的。
　　最后——我能说什么?我在电话里对她说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我在信里也这么说了，这样她就会相信和理解。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正是我在信里写的。我说，我不能比我现在所做的再多做什么了。这些都是我的原话。
　　但这不那么真实！我可以做得更多。我却说我不能。我可以给她买的台收音机，它能花我多少钱呢？35元?40或40元左右，包括上税。我可以给她寄一台收音机去。如果我不想太麻烦，也可以让商店的人寄去。要不然，我还可以给她一张40元的支票，顺便附一纸说明：妈妈，这是给你买收音机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可以做到的。40元——你是在开玩笑吗？但我没有。我舍不得。这似乎牵涉到一个原则。至少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这里有个原则。
　　哈。
　　后来怎么样了呢?她死了。她从食品店出来往家走，提着买回来的食物回她的住处，她掉进什么人的灌木丛里就死了。
　　我乘飞机去那边安排后事。她还在验尸所，她们把她的钱包和她买的食物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她们递给我钱包时，我没好打开看。她从食品店里买的东西是一大瓶梅特穆西尔酒，两只袖子，一桶松软的乳酪，一盒脱酸乳，一些土豆和洋葱，还有一包已经变色的肉。
　　孩子！我看见这些东西就哭了。我没法不哭。我就没想止住眼泪。在桌边工作的那位妇人很是困窘，她给我端来一杯水。他们给我一只袋子装我母亲买的食品，另给我一只袋子装她私人的遗物——她的钱包和一副假牙。后来，我把那副假牙放在我的大衣兜里，开着一辆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