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的地方

翘下巴，说道：“杰克·伦敦曾在山谷的那一面有一大块地。就是你们正望着的那座青山的后面。但是酒精要了他的命。把这当成你们的教训吧。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出色。但他也没能对付得了酒这东西。”弗兰克·马丁看了看他那段抽剩的雪茄。烟已经熄灭了。他把它扔进了煤桶。“你们如果想在这儿读点儿什么，就读他那本《荒野的呼唤》。我说的这本书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想读，屋里就有。讲的是这么一种动物，一半是狗，一半是狼。这本书是最好的训诫，”他说，然后猛地把裤子往上提了提，把毛衣往下掖了掖。“我进去了，”他说，“午饭见。”
　　“他一在边儿上，我就觉着自己像个害虫，”J．P．说，“他让我觉着自己像个害虫。”J．P．摇摇头。然后他说，“杰克·伦敦。多棒的名字！我希望我也能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字，换掉别人给我的这个。”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我妻子把我带来的。那会儿我们还在一起，还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她把我带到这儿，呆了一两个小时，私下里和弗兰克·马丁谈了话。然后她走了。第二天上午，弗兰克·马丁把我叫到一边儿说，“我们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想要别人帮助，也想听我们的话。”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帮助我。有一半的我需要帮助。但还有另一半。
　　这次呢，是我的女友开车送我来的。她开的是我的车。她冒着暴雨把我们开到这儿。一路上我们喝着香槟。她把车停在车道上时，我们两人都醉了。她想把我搁下，掉转头，再开回家。她还有事情要做。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二天上班。她是个秘书。她在一家电子器件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差事。她还有那么个青春期的多嘴儿子。我让她在城里先找个住处过夜，然后再开车回家。我不知道她是否找到了住处。自打那天她把我领上前门的台阶，领我走进弗兰克·马丁的办公室，说了声“猜猜是谁来了”之后，我就再没见到她。
　　但我并不生她的气。首先，我老婆叫我走之后，她说我可以和她一起住时，她并不知道她让自己卷进的这件事是什么。我觉得对不起她。我觉得对不起她的原因是，圣诞前一天，她的巴氏试验[①]结果出来了，消息不令人愉快。她还得再去看医生，而且必须尽快。这种消息足以成为我们俩开始酗酒的原因。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是让自己一醉方休。圣诞那天，我们还醉醺醺的。她不想做饭，我们只好到外面饭馆去吃。我们俩和她那个多嘴的毛头儿子都打开了一些礼物，然后就去了她公寓附近的那个牛排馆。我不饿，要了份汤和一个热面包。我就着汤喝了一瓶葡萄酒。她也喝了一些。然后我们就开始喝上了“红玛丽混合酒”[②]。后来几天我也什么都没吃，只吃了些咸豆。但我喝了好多波旁威士忌。而后我对她说，“心肝儿，我想我最好收拾行李吧。我最好还是回弗兰克·马丁那儿去。”
　　她试图对她儿子解释，说她要离开一阵，他只能自己弄饭吃了。但我们刚要出门，那个多嘴的孩子就冲我们尖叫起来。他大叫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希望你们永远别回来。我希望你们把自己弄死算啦!”能想象这么个孩子吗！
　　我们出城之前，我让她在外卖酒店前停了停，我买了瓶香槟。我们又在另一个地方站了一下，买了塑料酒杯。然后又买了一桶炸鸡。我们冒着滂沱暴雨，一边喝着酒，一边听音乐，朝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驶去。她开着车。我负责收音机和斟酒。我们想弄成个小宴会。但我们也很伤心。虽然买了这些炸鸡，却一块也没吃。
　　我想她一定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家。如果她没有，我想我会听到点儿什么的。但她还没给我打电话，我也没给她打。没准这会儿她自己也有了什么消息。也许，她也还什么都没听说。没准这一切都是个错误。没准是别的什么人的试验结果。但她拿着我的车，她房里还有我的东西。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在这儿，他们叮叮当当摇那种老式的农场铁铃叫人去吃饭。J．P．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屋。反正走廊上也已经太冷，呆不住了。我们说话时都能看见嘴里呼出来的气。
　　除夕的早上，我试着给我妻子打了个电话。没人接。算了吧。但就说不算了，我又能怎么样呢？几星期前，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我们都冲着对方大喊大叫。我给她起了几个绰号。“脑子有病！”她说，把电话扣回了原处。
　　但我现在想和她谈谈。我的那些东西，总得做个处理吧。我还有东西在她那里。
　　这儿有个小伙子经常旅行。他去欧洲和其它地方。他反正是这么说的。有业务，他说。他还说他已经控制了酗酒，他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呆在弗兰克·马丁这里。但他不记得是怎么进来的了。他觉得这很可笑，他笑他的记性。“谁都可能有记忆中断的时候，”他说。“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个酒鬼——他这么对我们说，我们都听着。“这可是个严重的指控，”他说，“那么说能毁了一个好人的前程。”他说，如果他坚持只喝威士忌加水，没加冰块，他就决不会出现记忆中断的。都是他们放在你杯里的冰造成的。“你在埃及认识谁？”他问我。“我在那儿可有几个人物能用用。”
　　除夕的晚饭，弗兰克·马丁准备了牛排和烤土豆。我的胃口又恢复了，吃光了盘子里的东西，还能再吃一点儿。我瞧瞧蒂尼的盘子。见鬼，他几乎什么也没碰。他的牛排还端坐在那儿。蒂尼已不再是那个老蒂尼了。这可怜的家伙原来还打算今晚在家过呢。他原来打算穿上睡衣和拖鞋，握着老婆的手坐在电视机前。现在他害怕离开这儿。我能理解。一次心脏病发作就意味着你得准备有第二次。他一直静静地呆着，不跟人交谈。我问他我能不能吃他那块牛排，他就把盘子推给了我。
　　有些人还没睡，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时代广场[③]，这时弗兰克·马丁走了进来，给我们看他的蛋糕。他端着它绕了一圈，拿给每个人过一眼。我知道那不是他做的。那不过是面包房的蛋糕。但它总还是蛋糕啊。是个白白的大蛋糕。上面还写着一行粉字。它说：新年快乐——一年一度。
　　“我根本不要他妈的什么蛋糕，”那位常去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小伙子说道。“香槟在哪儿?”他说完又笑起来。
　　我们都走进餐室。弗兰克·马丁切着蛋糕。我坐在J．P．的旁边。他吃了两块，喝了一听司乐。我只吃了一块，另一块用餐巾纸包了起来，留着过会儿再吃。
　　J．P．点上一支烟——他的手现在不抖了——他告诉我他妻子早上会来，新年的头一天。
　　“这太棒了，”我说。我点点头。我舔去手指上的糖霜。“这是好消息，J.P。”
　　“我到时给你介绍，”他说。
　　“我等着，”我说。
　　我们道了晚安。我们互祝了新年快乐。我用餐巾纸擦了擦手指。我们握了握手。
　　我走到电话旁，投进一毛钱硬币，给我妻子挂了个由她付费的电话。但这次还是没人接。我想给我的女朋友打，正拨着号码时，又发现我其实并不想同她说什么。她可能正在家里看着我正看的电视节日。总之，我不想同她说什么。我希望她没事。但如果她真有什么事，我也不想知道。
　　早饭过后，我和J．P.端着咖啡来到走廊上。天空清澄，但很冷，得穿毛衣和夹克。
　　“她问我该不该带孩子来，”J．P．说，“我让她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吧。你能想象吗？我的天，我不想让孩子们到这儿来。”
　　我们还拿那只煤桶当烟灰缸。我们眺望着山谷那边杰克·伦敦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们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一辆小车驶下了公路，朝这边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