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高贵的穷人：荒诞制度下的官员真实生存状态

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到第五年因贫病而死。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号啕大哭了一场。

作为一个从七品的翰林，一个副处级官员，为什么这么穷呢？

四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翰林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除此之外，每正俸一两，还有一石禄米。

雍正年间，考虑到这个收入水平太低，根本不够花，所以对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改革。改革完之后，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比如总督的收入增长了100倍左右，知府增长了10—30倍，知县也增长了9—50倍，其养廉银最低400两，最高达2259两。但是京官只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就是工资大约增加一倍。

所以按这个标准，曾国藩这样的从七品京官薪俸内容是正俸45两，加上45两“恩俸”，此外还有45斛（22.5石）“禄米”。一般禄米每石值银一两三钱，所以曾国藩的禄米值银29.25两。加上双俸，曾国藩的薪俸总数为119.25两。

除此之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也就是办公经费。看起来这是很合理的一项规定，不过朝廷核定的公费银水平极低，一品大员每月公费不过5两，曾国藩这样从七品翰林的公费标准是一两半，但是国家还要克扣一点，全年实发不过10.71两。将薪俸与公费两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6两。这就是曾国藩的全部收入。

关于白银的币值我们可以用购买力换算，也就是用晚清的1两白银能够买今天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结果是1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所以今天电影电视剧中有一些常见的场景是不合理的，比如一个大侠，到一个酒楼吃饭，吃完了，扔下一锭白银，20两或者50两，就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编剧对白银购买力不太了解。其实普通人吃饭，两三个人，吃一顿，几钱银子就够了。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工资是多少钱呢？两万五千多块钱，平均一个月两千一百块钱。一个月挣两千块钱，今天在北京能生活吗？不可能。何况清代妇女是不工作的，所以这是曾国藩全家的收入，曾国藩老婆孩子好几口人，这样的收入当然不够花。

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第二个呢，也很简单，花费大。

学者张德昌说：“和同时期的其他阶层的人来比较，京官的官职收入并不菲薄”。比如，李慈铭所用的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可折银九钱五分。也就是说，一个仆人的年工资不过十两多一点而已。[6]

然而，官员与社会底层仆役的支出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由京官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的。曾国藩这样级别的副处级的京官，他一年大约要花掉多少钱呢？

五

我们先来看住。今天一个人从外地到北京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曾国藩时代也是这样。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任何福利，不但没有公房或者集资房，也没有住房津贴之类。所以需要自己买房，或者租房。清代北京房价就已经很高了，刚到北京就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曾国藩的选择自然是租房。

在传统时代，等级观念很严重，一个官员必须要保持他的尊严和体面。不管朝廷给他开工资开得多么低，他要维持一个官员的体统。比如说住房的话，作为一个京官，他就不可能采取合租的方式，和那些拉洋车的、卖白菜的、卖煤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他必须租一个像样的四合院，独门独院，门口还得挂块牌子：某某官宅。那么，一个像样的四合院那个时候在北京租金就不低。

曾国藩到北京后不久，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了一处很小的四合院，全年租金六十七两白银，相当于他全年收入的一半。到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又搬到了菜市口的绳匠胡同，租了一个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很漂亮，不过租金更高，一百六十两白银。所以仅房租一项，就比他全年的工资还要高了。

曾国藩为什么要搬到绳匠胡同呢？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传统时代，官员大多很迷信，选择住房的时候非常讲究风水。有一天，曾国藩的朋友王翰城到家里来拜访。王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他一到曾国藩的家里就说这房子风水不好，“言余现所居棉花六条胡同房冬间不可居住”。说这个房子三面悬空，不利于堂上老人。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7]，问他怎么办。王翰城掐算了一下，说后两个月不适合迁居，因此必须这个月就搬家。曾国藩一听，心急火燎，放下手中所有事儿，东奔西走去找房子，最后，在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宅。

绳匠胡同在清朝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这里住过清代三十多位重要的人物：乾隆朝的名臣徐乾学、洪亮吉、毕沅，以及晚清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李鸿藻，湘军领袖左宗棠，著名诗人龚自珍，“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这些人都在这条胡同住过。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名人都跑这儿来住呢？因为风水先生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一条胡同。京官都渴望着能当主考，因为能收到一笔厚礼。后来晚清官员刘光第也曾经在家书中解释说他为什么住到这里，他说：“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所以曾国藩也跑到这里来住。

说起来也有意思，曾国藩搬到这里，过了两年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果然被外放为四川乡试主考官。这是题外话了。

再以后，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房屋二十八间，年租金需二百五十一两。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宽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这是第一大支出——住。

曾国藩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换句话说，就是今天随份子、请客吃饭的钱。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巨大的压力是随份子。有人算过，中国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花到随份子上了，其实清代时的压力更大。清代礼仪烦琐，随份子比今天多。亲戚朋友生日节庆娶媳妇生小孩子，样样你都得随。除此之外，请客吃饭也是一个重要支出。京官生活很清闲，很多人只需要初一、十五去两次衙门就可以了，剩下大量的时间是彼此交往，彼此唱和，请客吃饭。

我们说过了，京官生活很苦，是赔钱的买卖，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待在北京当京官呢？当京官有两大好处，一个是升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