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康熙：“最宽仁”皇帝制造“最畸形”财政制度

者可收，何者不可收。对这样一个请示，康熙批示：“知道了。不可向武官索取。”只要不索取武官，其他的规礼银可以随便收。

康熙认为，这些直接向他讨要陋规的官员是诚实之员。相反，那些标榜一文不收的官员当然是虚伪之人，所以他说：“凡外吏居官虽清廉，然地方些微火耗，其势不能不取。即如大学士萧永藻之清廉，中外皆知，前任广东广西巡抚时，果一尘不染乎？假令萧永藻自谓清官，亦效人布衣蔬食，朕亦将薄其为人矣。”

所以，当一些地方官提出裁掉陋规时，康熙往往表示反对。江宁织造曹寅监管两淮巡盐御史时，向康熙密奏，这个差事每年有“三十万两之羡余”，他感觉不必收取，请皇上“一概裁革”。对此康熙回答：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

不久之后，曹寅又一次上密折，说两淮“浮费”太多，请革除一些，并且说，“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有零”。康熙在下面用朱笔批道：“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55]

一些收入丰厚的官员拿公款送礼，康熙知道后，也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他曾说：“如崇文门、织造等处，税银正项之外，又有余银，交接众官，俱有单开来，朕悉阅过。此等银非系贪赃钻刺、行贿作弊，亦俱听之，未尝禁止。”[56]也就是说，管理税关和织造处的官员，收入本来就很高，所以他们给别的官员送礼是正常现象，我从来都不禁止。皇帝这样说，做官怎敢不收礼？

当然，康熙这样说，并不是提倡官员贪污腐败。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提倡腐败。康熙认为，对于灰色收入，有一个界限问题。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九月，皇帝在给河南巡抚鹿祐的上谕中对好官廉吏制定了这样一个标准：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57]

康熙把好官的标准界定为只私下收取百分之十的火耗。

十一

康熙默许官员有灰色收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阅读中国历史所获的心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就又会偷偷滋生，因为“揩国家的油”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确实，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因为出现新的税费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说：“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若将火耗明定额数，人无忌惮，愈至滥取。”[58]也就是说，如果明定火耗标准，官员不但收起火耗来会更肆无忌惮，而且在标准之外还要多收。

康熙认为，既然“揩油”是官员群体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但是完全不给他们“揩油”的空间是不可能的。其实仔细探讨起来，这种陋规思维并不只存在于官场，甚至遍及全社会。民国时，有人记载说，在北平仆人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以作为仆人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作“底子钱”。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因为他们知道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构，如出一辙。

所以，晚年面对官场贪风，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需索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度。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地推到“良心”二字之上。应取与不应取，只有一线之隔，如果保持这一线之防，端在人心之“正”与“不正”了。

十二

如果说清朝开国之初沿袭明制，那是因为立国未稳，战争频仍，没有时间从头规划国家制度的话，那么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他既有充分的时间，也有足够的权威，可以深入思考，从容布置，为大清王朝建立一套比明朝更为合理的财政制度。

可惜，康熙皇帝囿于传统政治思维，也囿于自己的“好名”心态，在已经目睹明显制度弊端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这一财政体系，这就导致了大清王朝税收失控，贪腐横行。所以说，康熙皇帝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总责。

康熙晚年，实际奉行的是“难得糊涂”政策。越到晚年，康熙对大臣们是越宽容。对于贪污腐败，康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户部发生内仓亏空草豆案，经查审，户部尚书希福纳等六十四名堂司官受贿银数达二十万两之多，可谓集体受贿大案，按律俱应革职拿问，但康熙最终决定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补，免予议处。

但是一个人可以糊涂一时，一个朝代却不可以糊涂永久。到康熙末年，因为皇帝的有意放纵，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整个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经无法回到有序运行的轨道。地方治理严重混乱，遇到灾荒，朝廷所发的赈济，“皆地方官苟且侵渔”，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各地司法腐败极为普遍，各州县衙役都以案件为生，“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59]。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水利工程，到了晚年也基本废弛失效，因为水利资金及工程材料被官员层层截扣，所修水利工程完全是敷衍了事，致使“闸河之深宽丈尺，不能仍照旧制。而蓄水湖之围坝，俱成平地”。甚至有的官员故意毁坏河堤，制造水患，“绝不顾一方百姓之田墓庐舍尽付漂没而有冤莫告”[60]，目的仅仅是为了侵吞修补款项。

官场腐败的代价必然是民生的凋敝。康熙晚年，百姓生计日益困乏，破产流亡现象日益严重。每逢荒年，“老幼弱稚者半为尪瘠，少壮强勇者乞食他乡”[61]。连北京这个首善之都，遇到荒年也是“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始增加，康熙后期接连爆发了福建的陈五显起义、河北的亢珽起义及台湾的朱一贵起义，都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面对这样的乱局，年老的康熙帝除了发出“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朕心深为失望”的叹息，别无所能。如果没有一个能力非常的继任者大力整顿，大清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走上覆亡之路。

幸运的是，大清王朝遇到了雍正这样的“另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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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还说：“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列为弟弟和子侄的必读书目。

[2] 章开沅：《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岳麓书社，2000年，第801页。

[3]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二，齐鲁书社，2005年，第183页。

[4]张玉书：《赐游哈喇和屯后苑记》，转引自余来明，潘金英校点：《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0页。

[5]张文贞：《赐游畅春园至玉泉山记》，转引自周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