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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最坏的结局,最好的样本:清王朝的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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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史研究专家陈诗启教授认为,赫德于1869年制定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是“中国人事管理最早的比较完备、比较科学、比较系统的制度”,“这种制度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是科学的,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先进的”[60]。

当然,我们要看到,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也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华人的歧视:海关主要管理岗位都是西方人,在赫德任内,直到1907年才有一名叫张福廷的华员做到代理亚东关税务司。

本文的任务不是对赫德进行全面介绍,因此不评价他海关改革以外的活动,但是毋庸回避的是,赫德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时候代表的是英国利益。而且一个外国人那么长时间把持中国的海关,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尊严的极大损害。所以可以说,“中国海关主权是由赫德一手彻底破坏的”[61],他把中国海关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1949年之后,新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完全摈弃了旧海关的制度和方法,参照传统和苏联制度,采取了自己的管理方式。比如赫德时代海关实现了垂直领导,但是新中国海关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并且以地方领导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外贸易也迅猛增长。中国海关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很不幸,这也再一次成为腐败高发地带。据报道,新中国海关“正面临着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多个沿海地区的海关系统曝出窝案”。比如1998年9月,湛江特大走私案爆发,湛江海关关长被判死刑;1999年4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爆发,厦门海关关长被判死刑;1999年9月,杭州海关关长受贿案发,被判处死缓;2000年2月,深圳海关关长受贿案发,被移送司法;2001年3月,海关总署副署长被移送司法……自1998年至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出内部人员违法违纪案件386起,涉案76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8人,处级干部122人,移送司法机关168人,开除公职173人。厅局级干部涉案人数占全国海关同级别干部(227人)的12%。全国42个直属海关的一把手(关长)中,已有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已判刑,占全部直属海关一把手的近10%。如同清朝海关一样,一个单位成建制地垮掉的现象又一次出现。比如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件中,有200多名海关关员涉案。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仅厦门海关涉案人员就达300多人。[62]

管理制度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无国界的。赫德时代的海关管理经验也许可以给今天的中国海关建设,乃至整个反腐制度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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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宏斌:《赫德爵士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2页。

[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8页。

[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4]顾卫民:《广州通商制度与鸦片战争》,《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国学文库编:《粤海关志》第8册,《夷商、杂识》,文殿阁书庄,第48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清单》,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钦差大臣新柱恭呈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口出口规礼银清单》。转引自张晓堂:《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7]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197页。

[9]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0]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1]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2]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13]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8—339页。

[14]《皇朝政典类纂》卷八十五“征榷三·关税”,第60页。转引自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15]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转引自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17]《光绪朝朱批奏折》,转引自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18]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五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3页。

[19]梁廷枏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20]《清高宗圣训》。转引自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7页。

[21]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1120页。

[2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页。

[2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24]李虎:《清代海关管理制度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生学位论文,2003年。

[2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8页。

[26]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147页。

[27]熊志勇等:《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资料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28]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148—149页。

[29]熊志勇等:《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资料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30]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31]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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