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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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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炭盐菜也要500钱。加上主仆二人粮食消费6斛,又是600钱,以上总计2600钱,下余1400钱,还要用来养马。因此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类费用就无处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养,所以这点工资确实没法支撑正常的生活。

崔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薄俸与吏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

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34]

也就是说,如今官员权力很大,但是俸禄却不足以养活父母妻儿。一个人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即便面对锋刃相逼,也会想办法去谋取收入,何况他们还手握地方财政大权。这就是所谓的让渴马去守水,让饿犬去护肉,让他们不去碰,是不可能的。在薄俸制下,虽然会有一些恪守操守的清官廉吏,但是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可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人。所以,圣明的君王会以厚禄来防止官吏贪污不法。

在两千年前,崔寔就已经把道理讲得这样清楚了。然而和后世一样,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们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35]。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在《昌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统治者们的这种思路说:“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36]

确实,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乡官部吏,职斯禄薄”[37],导致他们“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38]。也就是说,既然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能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大面积覆盖官僚系统。“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39]也就是说,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办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东汉中后期,权力运行的常态被打破,最高权力在皇帝、外戚和宦官集团中不断摇摆,权力运行日益失去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财政仍然日益紧张,官场上的超级富豪却不断出现。外戚梁冀势力极盛之时,到他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梁冀本人日进斗金不说,连他的门人也因之巨富:“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40]梁冀家财因此“合三十余万万”[41]。官场奢侈之风日盛,宦官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42]

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败坏时期,其政治病状通常是高度相似的。除了梁冀门者通过收门包致富这种后世也经常存在的手段,东汉官场还出现了腐败集团化、公开化,很多官员们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求自保。比如汉桓帝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43]

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与科举时代类似的因师门、同年关系而结党的情况。两汉选官采取征举制,也就是说,由官员们举荐那些社会名声良好的人为官。但是,“名声良好”这个标准弹性极大,操作起来灰色空间也巨大,导致官场人情风盛行。一位官员举荐了某个人,则这个人不管以后官做到多大,永远是举主的“故吏”,要念举主恩情。因此,一个高官能轻松地用师生情谊织就庞大的官场关系网。比如门阀大族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皆“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和明清科举时的同年类似,汉代同一年被征辟、察举为官者互称“同岁”,同岁之间,亦常常党庇帮助。比如五世公因为和段辽叔“同岁”,所以段辽叔早亡之后,五世公就举其长子为官。

到了东汉后期,征举制已经形同虚设,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显贵之家世代为官,选拔官员任人唯“情”,所以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44]的著名谚语。

东汉末年,皇帝带头腐败,公开卖官赚钱来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尤其是汉灵帝时期,买官晋升已成为常制,绝大多数官员都要通过交钱才能晋升官位。“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45]当时的廷尉(相当于今天司法部部长)崔烈为了当宰相,花了五百万。正式任命那天,灵帝对左右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46],就是说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再坚持一下,要不然,这个官可以卖到一千万。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47](“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洛阳白马寺人司马直尽管廉能之名满天下,但是要升官也得花钱。灵帝因司马直“有清名”,所以给他打了折,减价到三百万钱,让他升任巨鹿郡太守。赴官任上,司马直越想越难过,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痛陈朝政之失,然后服毒自杀,一时轰动朝野。

总之,在皇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和集体腐败下,国家的统治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东汉末年出现了“里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权臣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48]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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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子彦:《战国策正宗》上,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2]班固:《汉书》(下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147页。

[3]班固:《汉书》(下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147页。

[4]班固:《汉书》(上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26页。

[5]班固:《汉书》(下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965页。

[6]班固:《汉书》(下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988页。

[7]班固:《汉书》(上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44页。

[8]班固:《汉书》(下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224页。

[9]班固:《汉书》(下册),岳麓书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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