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同宗派的产生，公众受其吸引，原因并非仅限于其宣称的目标。很多参与者对这些目标并不在意，只是那些象征性的仪式活动让他们获得了满足感。[2668]这些法师名目繁多——女巫、巫师、男巫、巫婆，他们提供的服务五花八门，从寻找失物、治病到算命，各显神勇，各有一套唬人的把式。[2669]

不过也许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占星术，这在当时是试图解释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说明个体在身体特点、天资和气质方面各不相同的仅有体系。[2670]连艾萨克· 牛顿爵士也于1728年发表了《古代王国年代史修订》，试图用天文学数据重建业已丧失了的古代编年史，其目标是解释不同的民族缘何有不同的性格、举止和法律。[2671]占星术的吸引力是在精神层面上提供广泛而一致的思想体系，它所宣称的另一个目标是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让他们“做出决断”。[2672]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对占星术感兴趣的很多名人往往有宗派或激进派联系——包括再洗礼派教徒、喧嚣派教徒、贵格会教徒和震颤派教徒。按托马斯的说法，（政治意义上）反抗心理的存在实际上引发了预言和偿愿，这些又刺激了超自然的思索。[2673]技术变革也影响了思想的进步。这可能源于手工艺行业，这一行的知识是逐渐积累的；但是直到16世纪，在“古代派”和“现代派”经历长期较量之后，出现了“现代”观点，即“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宗派之间也产生了摩擦，即使在宗派领域，人们也开始设想，最新的可能是最好的。对托马斯而言，法术产生于当时社会结构的薄弱环节，无论是社会不公、身体上承受的伤痛或是表示反抗都无人理会。但是，最终，巫术并不是基督教那样的教义综合体（基督教总体而言要充实得多），而是“各种诀窍大汇总”。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那个世纪是过渡期，巫术继续存在，那些认为新教的自助理念太过艰巨的人因此得到了些许慰藉。[2674]可以说，这些变化源于人们变幻不定的热望：保险业的发展使人们不再担忧生活中的挫败，医疗领域也取得了真正的进步，巫术的影响自然也就被削弱了。今天，在占星术、天宫图和算命先生那儿，巫术依然存在。

《颠倒的世界》是克里斯托弗·希尔发表于1972年的作品，与托马斯的著作有所交叠。[2675]希尔认为，英国内战结束后的那几年，与20世纪60和70年代初的那段时期一样，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新的宗教派别激增。不用大费周章就能发现某些相似之处，特别是政治观点的左翼性质；此外，这些新的宗教观念内化了精神，神不再是“在云端”或“在身外”，神是很私人的事情；还有便是和平主义。希尔走得更远，有一两次他还提到了“反主流文化”这个词。他说，那是个“流光溢彩、思想兴奋”的时期，活力来自脱离天主的大量“无主之人”：流动商人、小贩、手工业者、流浪汉，他们不借谁的光，不顺应阶级社会，因而成为新宗派的骨干：再洗礼派、均平派、喧嚣派、贵格会和马格莱顿教派。[2676]

希尔发现了几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对基督教精神的信仰，不是追随字面意义上的《圣经》，而是要征服罪孽；另一种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对基督教的传统说法持怀疑态度。其间也有很多共产主义观点和宪政批评，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是左翼的。财产法受到了批评，出现了非法占地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这种情况也很常见）。[2677]礼拜仪式也更为民主，会邀请教徒们对布道内容发表意见或提出批评（也引发了一些“骚动和混乱”）。随着传统信仰（特别是天堂和地狱的信仰）坍塌，一种绝望情绪弥漫开来，人们开始随意谈论自杀（天主教中不可饶恕的大罪）。很多人在不同的宗派之间转悠。希尔注意到一种对赤裸的趣味和对精神病患者夹杂着敬畏和恐惧的普遍态度：精神病患者往往被当作先知。一批新式的学校和大学得以创办。女性地位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不仅离婚率上升，而且（相对于业已存在的教派而言）妇女在宗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贵格会废除了妻子要服从丈夫的结婚誓言，喧嚣派等宗派则不再认为婚外性行为有罪。[2678]实际上，喧嚣派的观点有时与马尔库塞的观点相似：“世界为人而存在，所有人是平等的。没有来世，重要的是此生此刻。……不要到坟墓里追忆悲伤或喜悦。……只要不伤害同胞，就不算邪恶。……轻松、荣耀地许下誓言，并且‘肆意地亲吻’，有利于我们摆脱主人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专制道德。”[2679]希尔赞同托马斯的观点：在这个时代，人们对新颖、原创的观点“不仅不感到骇人听闻，而且心向往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促进这种变化的不仅是人们对新奇事物的接受度，还因为这种变化促使人们反省自我，审视“内心存有何种思想，又如何能使之绽放光芒”。

19世纪还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化，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在《19世纪欧洲精神俗化运动》（1975）一书中描述和分析了这种变化。[2680]查德威克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社会问题”中，他思考了经济自由化、卡尔·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普遍的反教权主义的影响。这种“混乱”也源于新机器、新城市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在第二部分“思想问题”中，他研究了科学对精神的冲击，新的历史（包括考古学）研究和孔德哲学的影响，以及由种种变革发展而来的伦理学。他说，有些趋势就像清点礼拜人数那样一目了然。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做礼拜的人数都有下降趋势；城镇规模越大，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口比例越低；由于印刷成本低廉，更多的无神论读物得以流传。但是查德威克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随着19世纪的推进，世俗化这个观点本身发生了变化。首先，它被描述成反教权主义，而且是非常激进的反教权主义。[2681]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各种新知识的涌现，基督教的影响无疑被削弱了，到19世纪末，世俗世界实际上成了一个游离于信仰之外的领域。有些生活领域或经验（如哀悼或节约）还有宗教色彩，但是总的说来，争论中的狂热和愤怒情绪已不复见。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追随马克思、达尔文或激进历史学家，各行其道；宗教在科学中进出自如，选择性地接受科学。[2682]世俗世界以为它懂宗教，认为宗教是通往完全世俗社会的一个阶段，而宗教界又否认科学和历史有能力解决信仰问题。撇开书名，查德威克的书实际上记载的是：宗教紧紧控制了很多人，宗教的存在需要灵性奥秘。

一边是加尔布雷思、贝尔、罗萨克和拉什的作品，另一边是托马斯、希尔和查德威克的作品，实际上，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有两样东西在史学研究中很突出，同时也是感性变化的特点：一是新的沟通方式（有助于改变自我意识）；二是新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它对过去的解释构成了威胁。

加尔布雷思和贝尔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在他们的分析问世后不久，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预测就得到了证实。1975年春，两位年轻人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为新一代小型计算机编写软件，其中一位曾是波士顿霍尼韦尔公司的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另一位则是一名哈佛的大学生。几个月后，1976年，旧金山一位年轻的微生物学家和一位同样年轻的风险资本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用脱氧核糖核酸（DNA）链合成某种蛋白质。前两位分别是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他们为公司取名微软（Microsoft）。后两位分别是赫伯特·波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