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天与地

前一年，即1947年，发生了自1922年图坦卡蒙墓出土以来最壮观的考古发掘工作。这就是在库姆兰（Qumran）发现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当时一只任性的山羊顺着俯瞰内海的崖壁往上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 阿狄布的阿拉伯男孩因为追赶山羊而在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它。这个男孩很难与发现拉斯科洞窟的几名男孩相提并论，因为穆罕默德发现古卷之后接着发生的事件涉及十分黑暗的交易。这一地区在政治上高度不稳定，本地商人甚至宗教领袖试图隐瞒真相，他们将古卷藏起来，掩埋在泥土中，导致很多古卷被毁。几个月后，事情才曝光，等到专业的考古学家终于走进穆罕默德最初无意间发现古卷的洞穴时，很多古卷已经面目全非。[2557]

即便如此，古卷的意义也不容小觑。在那之前，有关《圣经》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还是F. G.凯尼恩（F. G. Kenyon）于1940年发表的《〈圣经〉与考古学》。一般来说，它认为科学的要义在于证实《圣经》的记载，特别是耶利哥城，《圣经》上说，它存在于大约公元前2000至前1400年间，后被毁。古卷的意义则更加深远。它们属于巴勒斯坦的一个早期教派，这个教派存在的时间在大约从公元前135至前70年耶路撒冷毁灭前不久。[2558]古卷包含《圣经》的部分早期文本，包括《以赛亚书》。当时，在《圣经》是如何结集成书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有分歧；很多学者认为，在头几个世纪，针对哪些应该被收录哪些应该被剔除，有过一场论战。换句话说，据此而言，《圣经》也是进化而来的。但是库姆兰古卷显示，在公元1世纪，《旧约》已经大致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了。库姆兰古卷的另一个也是更具煽动性的意义在于，正如研究显示的，它们属于一个名叫艾赛尼派（Essenes）的极端禁欲主义教派，这个教派有一位正义之师，其信徒自称扎多克之子或光之子。[2559]库姆兰古卷中没有提到耶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耶稣的生活方式有明显的差异。但是，这个极端教派存在于我们一般认为耶稣业已经存在的年代，十分有助于说明基督教的出现过程。库姆兰古卷中提及的事件在《圣经》中要么得到确切的描述，要么在《圣经》中以稍加掩饰的寓言形式出现。因此，人们认为，耶稣很可能是一个类似的人物，起初是作为犹太教派的领袖开始传道生涯。[2560]

有关这段历史的背景，近年来又有学者加以补充，其权威性和煽动性对基督教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50年8月12日，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人类》通谕，反对“进化主义、存在主义和历史主义等非基督教的极端哲学，因为它们在传播错误的观念”。[2561]这份通谕并不完全是防御性的：它号召天主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这些哲学“以便与之战斗”，同时它承认“每种哲学都包含一定程度的真理”。[2562]通谕还谴责一切“证伪《旧约》中有关《创世记》记载的企图”，认为进化观点是未经证实的事实，坚持认为不能教授（即接受）多元发生论（认为人类进化过程发生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因为在原罪这个问题上，多元发生论还不能与教会的传统教义相调和”。[2563]通谕批评了存在主义，谴责了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因为他们的理论让很多人感到忧郁和焦虑。

对于存在主义、进化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更生动更独特的（当然也更有趣味的）批判，并非来自梵蒂冈，而是来自独立的神学家，他们自身在某些情况下也与罗马教会不和。例如，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是一名杰出的宗教存在主义者。他于1886年8月生于勃兰登堡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曾经在柏林、图宾根和哈雷研究神学，并于1912年被授予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军队担任牧师，后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马堡大学任神学教授，其间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1929年，他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开始接触法兰克福学派。[2564]他的著作影响巨大，特别是《系统神学》（两卷本，1953—1957）和《存在的勇气》（1952）。蒂利希热烈拥护社会主义的目标，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方面，因此，纳粹掌权后旋即开除了他。所幸那年夏天雷茵霍尔德· 尼布尔恰巧在德国，于是邀请他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

蒂利希对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首先着眼于常识性的命题——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对于上帝存在的感受是有而不是无；很多人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有原罪（他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欲望是原罪驱动力的现代版）；赎罪是接近上帝的一种方法。[2565]蒂利希认为这些感受或想法很自然，不需要复杂的解释；事实上，他认为它们也是理性的形式，与科学的或分析的理性一样——他谈到了“狂喜的理性”和“理性深度”：“理性深度表现的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它先于理性并通过理性得到彰显。”换句话说，他想说的似乎是，直觉是一种理性，是神存在的证据。狂喜的理性就像启示，如同“神性的惊讶”，它传达的是“陷入神秘而又兴奋敬畏”的感受。[2566]《圣经》和教会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了；它们不需要解释；它们只是反映上帝存在的现实。蒂利希追随海德格尔，相信人要创造自己的人生，像上帝那样，从无到有，以基督独特的奇迹为指引，展现存在的自我和本质的自我之间的差异，在此过程中，使人远离在他看来已成为人类主要困境的“虚无的焦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蒂利希重访欧洲，他这样总结对神学界的印象：“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昔日的欧洲，那时卡尔·巴特（Karl Barth）还是言论的中心；如今鲁道夫·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取而代之了。”[2567]战后二十年间，布特曼提出的“去神话”（demythologising）理论对神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特的影响相媲美。巴特认为，人的本性不会改变，不存在道德进步，生命的中心事实是原罪和恶。他反对关于人类一直在进步的现代信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巴特的观点变得极为可信、大受追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严酷岁月里，他的理论被称为“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按照巴特的说法，由于人的原罪性，人类永远处于危机之中。人类获得拯救的唯一办法是赢得上帝的爱，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圣经》的字面信仰。这种新的经院神学对一些人颇有帮助，成了破除纳粹德国伪宗教的一剂解药。

布特曼对《圣经》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很清楚，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考古学家和一些神学家试图在圣地寻找证据，证明《旧约》和《新约》中记载的事件。（这场运动的一个高峰是阿尔贝特· 施韦泽于1906年发表的《寻找历史上的耶稣》。）布特曼没有像《人类》通谕那样对这些寻找行为提出“警告”，而是指出是时候停止寻找了。这种寻找从一开始就是徒劳的，不能期望它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指出，《新约》应该“去神话”，这个术语后来很有名。他说，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它暗示《圣经》中的奇迹（复活，甚至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历史上可能从未发生过。布特曼知道，《圣经》中有关耶稣的很多信息是从犹太人的《圣经》注释和传说故事流传下来的。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只能从神学上去理解《圣经》。历史上可能出现过耶稣，但是与他传播福音，“宣讲上帝对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