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当人类获得经济自由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2344]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在1962年，凯恩斯的经济学还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弗里德曼的观点比传统经济学更关注市场。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并不是源于经济崩溃，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在经济崩溃后对经济管理不当；他认为，回到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助于解决卫生、教育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他觉得，全科医生在医生的培训和执照方面占据垄断地位，不利于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其影响是医疗从业人员数量减少，提高了医生的赚钱能力，对患者不利。他还列举了一些可以由技术人员完成的“医疗”职责，如果允许这些技术人员存在的话，他们的薪水应该比受过高水平训练的医生低得多。[2345]至于学校，弗里德曼首先明确谈到了教育的“相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公民基本技能教育，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能从中受益。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教育应该由中央政府免费提供，但是其他形式的教育，特别是职业课程（牙医术、理发、木工手艺），就应该收费。[2346]即使最基本的公民教育，也应该推行教育券制度，家长可以用教育券让孩子在中意的学校接受教育。他认为这样可以通过教师对学校产生影响，原因在于，教育券能反映说谁是好老师，同时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2347]至于种族歧视，弗里德曼持长远观点，他认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一直是少数族裔的朋友，无论这些族裔是天主教国家的黑人、犹太人，还是新教徒。因此，他的看法是，假以时日，自由市场将有助于解放美国的黑人。[2348]他认为促进种族融合的立法与支持种族隔离的立法并无伦理上的优劣之分。

学界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有一种批评，即缺乏紧迫感，而我们从约翰逊的密歇根演讲中无疑能看到这种紧迫感。肯尼迪遇刺事件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20世纪60年代黑人与执法部门之间的骚乱和僵局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有共产主义的无情攻击。但是到了1964年，又多了一个因素：美国社会“重新发现”了富裕的瑕疵，即贫困，以及贫困与所有美国人亲眼看到的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的衰落之间的联系。虽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著作都在冷静和深思的格调下充满争议，但是，两本内容迥异的书同时发表，更具争议性，并且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富有讽刺意味和争辩力。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则完全充满愤怒。[2349]

从引发政治法案的能力来看，《另一个美国》应该是最成功的笔战。这本著作发表于1961年，并被《纽约客》杂志连载，采用的标题是《看不见的贫困》。次年底，肯尼迪总统就解决国内贫困问题征求具体提案。[2350]哈灵顿的风格是好斗的，但是他比较谨慎，避免言过其实。例如，他承认，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的贫困比北美更糟糕。他也承认，尽管富裕社会滋养了“精神空虚和疏离……但是傻瓜才会舍弃饱足选择饥饿；物质至少提供了丰富和充实生活的可能性”。[2351]但是，他又说第三世界有一个优势：大家同在一条船上，齐心协力，努力奋斗，谋求出路。另一方面，美国有一种“贫困文化”，存在于富裕社会内的“欠发达国度”，这一情况是隐藏的、看不见的，比任何人想象的更为普遍。他声称，美国的贫困人口多达5000万人，大约相当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2352]这就引发了相关的辩论：划定贫困线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美国的贫困状况是在加剧还是有所缓解，还是保持稳定。但是，哈灵顿想要揭示的是，尽管贫困规模如此之大，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此完全熟视无睹。部分原因是，贫困发生在偏远地区，发生在农场中的季节工人中间，发生在偏远的岛屿或者像阿巴拉契亚山脉那样的地方，或者是中产阶级不会涉足的黑人聚居区。[2353]他让美国社会吃惊地意识到它一直忽略了发生在自家后院的问题。他还提出“贫困文化”，即失业、贫民窟、健康状况差、犯罪率高和离婚率高等相生相伴的问题。贫困的原因不单是缺钱，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变化引起了各种问题，如矿区（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和农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地区）的破产。因此，我们不该指责说，穷人应对其困境负责，贫困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个人行为，而要依靠政府。哈灵顿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善住房条件，在这方面联邦政府应该起带头作用。因此，他的书是写给“富裕的盲人”看的，他刻意对贫困文化进行尖刻而具体的描述，目的是要消除美国人对贫困的冷漠和无视。他提出的短语“贫困文化”（the cultureof poverty）和“贫困循环”（the cycle of deprivation）已经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仅此一点就能说明他取得了成功。在伟大社会演讲的四个月前，在1964年1月发表的国情演讲中，约翰逊宣布了一项十三条计划，“向贫困……向威胁国家强盛和人民福利的国内敌人无条件开战”。[2354]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哈灵顿的论战型著作《另一个美国》同一年发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355]但是，奇怪的是，尽管很多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赞同她的观点，但是这本书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却并非雅各布斯所愿。《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能是有关城市描述的最切合实际的著作。首先，它批评了埃比尼泽· 霍华德及其花园城市的观点（在雅各布斯看来，这个语汇本身就是矛盾的），批评了刘易斯· 芒福德及其城市生活阶段的观点（“病态”而又“充满偏见”），尤其批评了勒· 柯布西耶及其“光辉城市”的观点，指责说他要为遍布城市的巨大的“沉闷、丑陋的建筑”（“Blight of Dullness”）负责。[2356]她首先强调城市的基本要素是街道，特别是人行道。她指出，忙碌的人行道和街道更安全；它们本身就是社区，是完全自然的社区，这个社区里面有相互认识的居民，也有陌生人，是儿童学习以及融入成人生活的地方（她发现，“街上”的混混往往聚集于公园或学校）。当且只有当街道成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家园时，它们才会全天既繁忙又安全，即占据街道的不仅有办公室或商店，还包括住宅区在内的混合建筑。[2357]她认为公园和学校比街道更“复杂”，很难说公园会不会成为贫民窟或是“性变态者”（她的用词）逗留的地方，也很难判断学校能否起作用。[2358]她认为“社区”是个感性的概念，但很难说它是个真实的概念。除了街道，城市还被划分为不同的区，但这些应该是自然的区域，与大多数居民心目中的城市划分方法一致。划区是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心理目的，也不是个人目的。设区的目的是要完成太小或太弱的街道无法完成的事情（她举的例子是毒品贩子从一条街道流窜到另一条街道）。区的存在可以使警方在有限的时间内进入某条街道解决问题。她说，至于区的大小，从这端到那端，不应该超过1.5英里。[2359]

人们见面谈话的街道，特别是人行道，其本质是使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隐私，这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她相信，人们对隐私没有那么坦率，所以经常会让别人“少管闲事”。这反映了谣言的重要性，人们喜欢传播各种谣言，但往往又假装自己不喜欢传谣或者不赞成传谣。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