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转向曼哈顿

1960年5月1日晚上六点半，理查德· 克莱门特像往常一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苏亚雷斯郊区的梅赛德斯奔驰工厂乘巴士回家。下车后不久，他被三个人抓住，旋即被塞进旁边的一辆汽车，接着被带到另一个郊区的出租屋。被问及身份，他立刻回答，“我是阿道夫· 艾希曼”，还说，“我知道我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情报局监视“克莱门特”已经有段时间了，并最终将他逮捕，这个新生国家不会遗忘也不会原谅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们犯下的滔天罪恶。艾希曼被捕后，被秘密羁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九天，然后乘坐以色列航空的航班被秘密押往耶路撒冷。5月23日，总理大卫·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国会大厦兴奋地宣布，艾希曼已经于当天早上被押解到以色列的土地上，赢得满堂喝彩。11个月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受审，被控15条罪状，“数罪并罚”，他犯下了反犹罪和反人类罪。[2288]

在采访审判会的大批新闻记者中，有一位代表《纽约客》杂志出席这次审判的记者，她便是汉娜· 阿伦特，她的文章后来结集发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2289]争议源于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Banality ofEvil）的报告”，这个短语不胫而走。她的中心观点是，虽然艾希曼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或者在人们对犹太人做出可怕之事时袖手旁观，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魔头。她坚持说，以色列法庭（或任何法庭都）不能审判艾希曼这样的人，他犯下的罪在任何法典上都找不到。特别是阿伦特还对艾希曼的良知抱有幻想。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良知：在审讯期间，在囚室，有人给他一本《洛丽塔》，他还没看完就还了回来，并告诉卫兵：“这本书不健康。”[2290]但是，阿伦特在报告中指出，在整个审判期间，尽管艾希曼冷静地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尽管他内心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他并不感到愧疚。他说，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谁也不能质疑最终方案，谁也不能谴责他。他只是服从命令，事实就是这样。“战后提出的公开不服从在当时是个神话：‘在那种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没人会那么做。’那简直‘不可思议’。”[2291]他在那些暴行中充当帮凶只是为了升职。

阿伦特遭受诟病的原因有两个。[2292]其一，她强调很多犹太人在受死时并未反抗，他们当然不会欣然赴死，却十分顺从；其二，很多评论家认为，阿伦特否认艾希曼是个魔头，就贬抑和降低了大屠杀的意义。第二项批评绝非事实。在阿伦特的笔下，艾希曼用陈词滥调自我安慰，他还质问为何拖延审判，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够将他绞死数次了，但这些不过使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变得更加骇人听闻。阿伦特客观地记下了她看到的情况，她报道说，他喝了半瓶红酒（还剩了一半）后，拒绝了牧师的帮助，一脸庄重地走向刑场。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说着一些陈词滥调。阿伦特说，临终遗言的“怪诞愚蠢”更能证明他在“语言和思想上藐视平庸的恶”。[2293]

无论阿伦特的报告当时反响如何，她的书如今已是经典之作。[2294]在今天看来，她的分析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因此也更容易被接受。阿伦特的报告中，有一个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却绝非无关紧要。这篇报道是为《纽约客》杂志采写的，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很多流亡的知识分子一样，战后阿伦特没有回到德国，至少没有回去定居。20世纪30年代的大批知识分子移民（大多来到美国），为战后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注入新鲜元素，带来了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初《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问世时，情况更为明显。从音乐到数学、从化学到舞蹈，一切都受到了影响，但最突出的是三大领域：精神分析学、物理学和艺术。

在心理分析学方面，美国经历了最初的迟疑，后来则变得比英国、法国或意大利要宽容得多。20世纪30年代，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都建立了精神分析学院。当时，与欧洲同行相比，美国的精神病学不是那么有组织性。前面说过，传统上美国人更宠孩子，因此，他们对与儿童经历和成年人性格有关的观点持更为开放的态度。

美国很早就有组织地为流亡的精神分析学家提供援助，虽然实质上受援助的人数不多（估计约有190人），但是他们极具影响力。我们已经提到过卡伦· 霍妮、埃里希· 弗洛姆和赫伯特· 马尔库塞，其他著名的移民心理分析学家还包括弗朗茨· 亚历山大、海伦娜· 杜奇、卡尔· 亚伯拉罕、恩斯特· 齐美尔、奥托· 费尼谢尔、西奥多· 赖克和汉斯· 萨克斯，其中汉斯是“七戒指”成员之一，“七戒指”是弗洛伊德早年的同事，曾经发誓要发展和维护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各送他们一枚戒指象征这种执着与奉献。[229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暴露出来的各种精神病问题使精神分析学进一步为人接受。根据官方数字，在1942至1945年间，大约有185万人由于精神病原因被军方拒绝入伍，占到拒绝总量的38%。截至1946年12月31日，退伍军人医院里大约有54%的患者因神经性精神疾病接受治疗。

战后美国还有两名最有影响力的流亡精神分析学家，分别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埃里克森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关门弟子。虽然他有个丹麦名字，但他其实是北德人。他1938年来到美国，当时才21岁，在波士顿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埃里克森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临床医学家（美国不如欧洲严格，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如果没有医学学位问题也不大），但是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在《童年与社会》（1950）一书中，他谈到青少年都会经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如何处理很重要，因为决定他们成年后性格的正是这种处理方式，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童年期的经历。[2296]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第一批真正富足的“他者导向”的一代人到了青春期，埃里克森的观点开始广受欢迎。他的另一个观点同样得到广泛的接受：在弗洛伊德生活的维也纳城，主要的精神病是歇斯底里症，而在战后的美国，主要的精神病症则是自恋，他所谓的自恋是指人们特别关注自己的心理发展，尤其是在这个多数人认为宗教已死的世界里。[2297]布鲁诺· 贝特尔海姆也是一位非科班出身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最初是美学家，从维也纳来到美国，其间被关过集中营。他的这些经历在《极端情境中的个体与大众行为》一文中有生动的表述，艾森豪威尔将军将该文指定为军政人员的必读书。[229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贝特尔海姆因擅长治疗自闭症儿童而闻名，他还写了《空城堡》一书。[2299]这两部作品彼此相关，因为贝特尔海姆亲眼见到集中营里的人走向“自闭”状态，他觉得设法逆转这种经历可以有效治疗自闭症儿童。[2300]贝特尔海姆宣称，他的治疗方法治愈率高达80%，不过20世纪后期，有人开始怀疑他的方法。[2301]

与在欧洲的境遇相比，心理分析学在美国变成一种更为乐观的学说，它体现了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有办法自助，纠正人生中某些出了错的心理状态。这与欧洲人的看法不一样，欧洲人认为社会学的阶级与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离开普遍的社会变革，个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件事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