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自然科学的力量

兰克林感到紧张烦闷，她讨厌这种行事方式，但又无法避免。谈话间，沃森对她深表同情，但他回到剑桥后，认定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关系不好，很难出成果。[2162]

与此同时，沃森和克里克关系良好，与接下来的几个方面有关。因为他们的年龄、文化和科学背景有差异，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而且他们清楚自己在与研究相关的众多其他课题方面极其无知（他们随身携带鲍林的《化学键的本质》，奉之为《圣经》），所以他们可以互相抨击对方的观点，却不伤感情。这比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组合相差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从长远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

不久，发生了一场灾难。1951年12月，沃森和克里克认为他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于是邀请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到剑桥做客，并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制作的模型：一个外层附有碱基的三螺旋结构。富兰克林粗暴地批评了他们，她简单地说，无论是螺旋结构还是碱基的位置，这个模型与她的晶体学证据毫不相符，她认为碱基应该在内部。他们的模型也不能解释一个事实：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本质上与水有关，这对其结构有明确影响。[2163]由于他们忽略了她的研究，她真心感到惊讶，并且抱怨说她在剑桥完全是在浪费时间。[2164]这一次，沃森和克里克满溢的自信受到打击，当事情传到他们的老板耳朵里时，则更是如此。布拉格把克里克叫到办公室提醒他做事情不要出格。他批评克里克，当然也包括沃森，这种做法破坏了“君子约定”，可能使实验室面临失去资金的危险，并且明确禁止他们继续从事有关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2165]

布拉格以为，这事至此就算结束了。但他错了。克里克确实停止了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但是正如他跟同事们所说的，谁也不能阻止他思考这个问题。沃森则打着另一个项目的名号秘密地继续这项工作，他当时有个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的项目，与基因研究有某些相似性。[2166]1952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莱纳斯的儿子彼得·鲍林（Peter Pauling）到卡文迪许实验室做硕士研究。他吸引了很多漂亮女人的目光，也深得沃森的器重，更重要的是，他与父亲保持联络，并且告诉新同事，莱纳斯正在制作脱氧核糖核酸的模型。[2167]沃森和克里克很震惊，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份有关研究进展的论文样稿时，立即在文中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2168]那篇文章描述的也是一个三螺旋结构，碱基在外层（这与他们自己制作的受到富兰克林批评的模型很相似），鲍林忽略了电离作用，这意味着他制作的结构不会聚合，只会分离。[2169]沃森和克里克意识到鲍林发现这个错误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估计自己还有六周的时间可能抢到先机。[2170]他们冒险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布拉格。这一次他没有反对：事关莱纳斯· 鲍林，就不用考虑君子约定了。

就这样，沃森和克里克经历了人生中最紧张的六周。现在他们获得了许可，可以搭建更多的模型（在三维世界，模型非常必要）并且进一步思考四种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是以何种方式相互关联的。此时他们知道腺嘌呤和鸟嘌呤相互吸引，而胸腺嘧啶和胞嘧啶相互吸引。从富兰克林的最新晶体学研究来看，他们拥有更佳的脱氧核糖核酸图片，对其维度有更准确的把握，也有助于模型的搭建。最后突破在于，沃森意识到他们可能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使用了错误的碱基异构体。每种碱基有两种形式：烯醇式和酮式，所有的证据已经表明烯醇式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尝试酮式会怎么样呢？[2171]顺着这个思路，沃森立即发现这些碱基在内部组合，形成完美的“双螺旋结构”（double-helix）。更重要的是，当两个链在复制过程中分开时，腺嘌呤和鸟嘌呤相互吸引，胸腺嘧啶和胞嘧啶相互吸引，这就意味着新的双螺旋体与旧的双螺旋体完全相同，基因包含的生物信息被原样传递，这个结构可以用来解释遗传。[2172]1953年3月7日，他们向同事宣布了这一新的结构，六周后，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斯特拉瑟恩说，威尔金斯对沃森和克里克很宽容，称他们为一对“老顽童”。富兰克林立即接受了他们的模型。[2173]但并不是人人都这么客气。有人骂他们“无耻”，不配获得与他们的发现相提并论的赞誉。[2174]实际上，这个戏码还没有结束。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同年，卡文迪许实验室X射线衍射组组长马克斯· 佩鲁茨及其助手约翰· 肯德鲁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罗莎琳德· 富兰克林则一无所获。她已于1958年死于癌症，时年37岁。[2175]

多年后，沃森针对此事写了一本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书，上文的说法也部分参考了沃森的这本书。作为一名作家，他的成功部分源于他对科学发现的开放态度，这使他和同事的关系更有人情味。当时，对多数人来说，科学书籍是教科书，像砖头一样厚，非常枯燥。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传统，人们重视科学成果，而不是参与者取得成功的过程。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冷战”，在某些科学领域，很多重要进展需要保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要保密。实际上，“冷战”已经使科学家变成没有个性的官僚，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的字里行间也给予了批评，冷战引发了两个阵营科学家之间激烈的竞争，与20世纪初物理学领域的国际合作精神迥然不同。最秘密的学科实际上是物理学及其相关领域，在这些领域，竞争已经白热化。例如，自80年代苏联改革以来进行的档案研究便发掘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由于保密需要，不仅西方人对他一无所知，本国人也毫不知情，他本人也痴迷于竞争。他几乎是靠一己之力成就了苏联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但是他的优点正是他的弱点，他的争强好胜导致了最终的失败。[2176]

1957年10月4日，星期五，苏联发射了一枚轨道卫星，世界哗然。“斯普特尼克1号”长度仅为23英寸，它以每分钟300英里的速度绕地球运行，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情。但这不是关键：它的真实存在以及它第一天就飞越美国上方四次，这成了“冷期”期间两大敌对阵营竞争的一个标志，这种竞争主导着战后的世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苏联人似乎领先了。[2177]《纽约时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接到消息，便在次日早上以罕见的方式刊发了这条新闻：三段式大标题、字体有半英寸大且全文为大写字母、头版头条。

苏联向太空发射地球卫星；

时速18公里绕地球运行；

绕地球轨道运行，一日内四次飞越美国上空。[2178]

至此，俄国领导人尼基塔· 赫鲁晓夫才意识到“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为“冷战”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第二天的《真理报》面貌一新，花了半个专栏报道“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标题是“苏联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占据整个头版。这份报纸还刊登了蜂拥而来的祝贺，不仅来自众多后来被称为苏联卫星国的国家，也来自西方科学家及工程师。[2179]

“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之所以引起轰动，部分原因是它表明太空旅行是可能的，它还表明，苏联在向太空殖民的过程中赢得了先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占据了优势；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将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卫星的发射速度必须至少达到每秒8千米且准确无误，这意味着苏联人已经解决了与火箭技术相关的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