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人类新境况

农场》所描述的世界不远了。在这一点上，他是追随里斯曼的，认为“他人导向”型的大众社会危机四伏。广告不仅有助于创建消费型社会，还妨碍人们拥有自主权。

帕卡德的第二本书《攀缘社会阶梯》缺乏新意，主要是批评广告宣扬社会地位并利用害怕失去地位的心理兜售商品。[2016]他更重要的观点是：当时在美国，很多人正在争论美国的阶级意识是否真的不如欧洲国家那么强？或是美国有自己的一套阶级体系（因为相对于继承，美国人更多地通过商业手段获取财富）？（这个问题加尔布雷思也曾经提过。）帕卡德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商业本质上是虚伪的。一方面，它声称在售的种类繁多的消费品使美国社会避免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其主要销售方法是利用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人们对这些差异表现出来的焦虑感来推销商品。他的第三本书《浪费制造者》开篇提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名叫威廉· 扎贝尔的学生于1957年撰写的一篇有关计划报废的论文，也就是说，蓄意操控商品的卖相，使产品在实际使用寿命到期之前很久就显得过时，从而需要更换。[2017]最后这本书可能是帕卡德最夸张的一本书。即便如此，对他的一些信函研究显示，很多人已经对大众消费社会的内在本质不抱幻想，认为自己孤立无依，无所适从。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给他写信的那些人都属于“孤独的人群”。[2018]

当然，商业界可不喜欢这些批评。《生活》杂志的一位编辑曾说：“最近有些著作危言耸听，提出‘孤独的人群’的概念……‘孤独的人群’以‘权力精英’为首，隐形说客一派胡言令他们威风不再，成了‘组织人’。”[2019]

一个概念的出现，使众多不同思想有了根基，并相互关联起来。作为工作场所变化以及大众社会确立的后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引起战争的诸多事件的后果，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心理学，即人类的新境况，由此发端。人们获得认同的传统渠道发生了变化，这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里斯曼、米尔斯、加尔布雷思等人各出珠玑，但是对此加以总结的另有其人，他用最契合的语言论述了这个时代的变革。

1919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生于纽约下东区一个移民家庭（这个家庭来自介于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比亚韦斯托克市，家庭姓氏为波罗茨基），并在纽约时装区长大。贝尔说，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太贫寒，所以为了阐释自己目睹的一切，他“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纽约城市大学，他加入了一个读书会，会员包括麦尔文· 拉斯基、欧文· 克里斯托、内森· 格拉泽和欧文· 豪等众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有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不过后来他们大多改变了观点，并成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骨干。贝尔曾经当过记者，先后在《新领袖》杂志和《财富》杂志做过编辑（曾经与怀特同事）；战争结束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社会学家，与大卫· 里斯曼同事；1952至1956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社会学，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做全职教授，随后来到哈佛大学；1965年，他和欧文· 克里斯托一起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作为大型公众辩论的预演场。[2020]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期间，他写出了一部作品，使他第一次在社会学领域之外广为人知，那就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1955年，贝尔在米兰参加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当时几位知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保守知识分子发表了演讲，演讲题目是雷蒙· 阿隆拟定的“意识形态时代即将走向终结？”马尔科姆· 沃特斯在评论贝尔的时候提到，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德华· 希尔斯、卡尔· 波拉尼、汉娜· 阿伦特、安东尼· 克罗斯兰、理查德· 克罗斯曼、休· 盖茨克尔、马克斯· 贝洛夫、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何塞· 奥尔特加· 伊· 加塞特、西德尼· 胡克和西摩· 马丁· 李普赛特。贝尔做了一个关于美国是大众社会的演讲。“意识形态终结”这个题目在20世纪下半叶一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不过阿隆最初认为“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是件好事，因为他认为意识形态会阻碍人们建设一个进步的国家。阿隆特别指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三大主要意识形态正走向穷途末路：国家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在于，国家变弱，变得相互依赖；自由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在于，它无法“给予集体感或认同感”；而马克思主义走向没落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2021]贝尔认为，在美国，这整个过程走得太快太远了。他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一套执政观点，还应该是“充满激情”的，试图“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观点。因此，意识形态就呈现出世俗宗教的某些特点，但是绝不可能取代真正的宗教，因为意识形态没能解答有关存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死亡。贝尔认为，意识形态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是奏效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道德的引导，并且反映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真实差异。但是多年以来，这些差异已经逐渐模糊，原因在于：福利国家出现、社会主义国家暴力压迫人民，以及新的禁欲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出现（它打破了人类本性可臻完善的浪漫想象）。[2022]至少对贝尔以及对美国而言，大众社会是一个富足乐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差异已经降至最小，还形成了思想共识。鲜血、汗水和眼泪已经远离了政治。[2023]

贝尔并不是要寻求药方，只是试图描述他所目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身处其中的人们不再受制于主导思想了。与弗洛姆或米尔斯一样，他勾画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生活形式。今天我们很容易对那个社会习以为常，特别是我们还太年轻，什么都看不明白。

这些学者中，几乎没有谁与政党关系密切，但是至少有段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左派，而不是右派。战争期间各行各业不分尊卑、万众一心，这一点意义重大，而且这意义绝非象征性。这不仅在设计和创建福利国家方面有所反映，在大众社会的各种分析中也有反映，它们都毫无保留地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向生活索取回报。这种平等也是人类新境况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真的有道理吗？1958年，丹尼尔· 贝尔的朋友和同事、英国教育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写了一部讽喻作品，嘲弄那些想当然的说法。[2024]《知识精英的崛起》表面上讲的是2034年的事情，主要内容是基于某个没有明说的“骚乱”而写的一份“官方”报告。[2025]讽喻的核心是摒弃生活中的传统原则，代之以成功原则（智商+努力=成功），即“贵族统治”被“精英统治”取代。引人深思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实属不易，它被十一家出版商拒之门外。[2026]有一家出版商建议说，只有把它改写成像《动物农场》那样的讽喻作品才有出版的价值（仿佛那本书的出版很轻松一样）。扬后来确实将此书改写成一部讽喻著作，但是出版商仍然拒绝出版。扬也因创造“知识精英”一词遭到批评，这个词既有希腊词根，也有拉丁词根。最后，纯粹出于友谊，一位在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忙出版了这本书，《知识精英的崛起》旋即卖出了数十万本。[2027]

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精英的崛起”以积极的口吻描述了高智商人士走向权力中心的过程；第二部分“下层社会的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