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女儿与情人

聚沙成塔，就迎来了一场性革命，因此波伏娃、金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作品才那么畅销；成千上万的人看了他们的书，激动地从中读到了自己。

出版商和作家也读懂了这些信号。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几本文学作品谈到性问题的时候要大胆得多。这些作品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3）、J. P.唐利维的《姜人》（1955）、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你好，忧愁》（1955）、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1959），以及艾伦·金斯堡于1956年发表的诗作《嚎叫》。1959年，金斯堡的《嚎叫》和D. 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9年起在法国市面上就能买到）在英国和美国成了著名的淫秽物审查的对象；鉴于其艺术价值，二者最终都通过了审查。此外，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还逃过了法院审查，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进行露骨的性描写。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主题最“变态”，讲的是位中年男性对未成年的“性感少女”的迷恋。

不过，在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已经出人头地。他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们家在革命中失去了一切，他在剑桥接受教育，曾经生活在德国和法国，1941年起定居美国。他的俄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同样出色，他痴迷于国际象棋，还是公认的蝴蝶研究权威。[1929]《洛丽塔》诙谐、悲伤、动人。故事谈到了年龄和性，谈了与成长相伴的忧伤，谈了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差异，性、爱和激情之间的差异，还谈了爱情何以成为伤害，成为桎梏而非自由。洛丽塔就是一只蝴蝶，美丽、柔弱，有中年人羡慕的原始生命力，但她也很庸俗，绝非理想的情人。[1930]当然，那位中年“男主角”失去了她；当然，他还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尊。虽然洛丽塔意识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但她完全不清楚有没有失去什么，如果有，那是什么？是他内心的温暖造就了她内心的冷漠，还是这根本就无关紧要？小说《洛丽塔》尽可能地避开了性描写。

这一时期出现的最后一份报告则基于早些时候的调查和事件，并有所推进，这就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1963年发表的《女性的奥秘》。弗里丹（婚前姓哥德斯坦）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做过记者，住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1947年，她与卡尔·弗里丹结婚，很快搬到了郊区，成了一名全职母亲，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她喜欢抚养孩子，但她也想拥有事业，于是她试图重操旧业，做个记者。1957年正逢她的大学同学毕业十五周年聚会，她决定就此为《麦考尔》杂志写篇文章。为了收集相关信息，她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1931]她提出的问题主要关注昔日同学自己身为女性的感想以及性或性别对其生活有何影响。她发现：“绝大多数女性感到遗憾、孤独，羡慕她们的丈夫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朋友和同事，能拥有家庭以外的事业。”

但是她被《麦考尔》拒稿：“那位男编辑说这不可能是实情。”她撤回稿件，转而投给《妇女家庭杂志》，结果他们改写了这篇文章，完全颠倒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继而转投《红书》杂志，这一次编辑对她的经纪人说，“这位贝蒂肯定疯了”。[1932]他认为只有女“神经病”才会认同她的文章。后来，弗里丹终于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威胁到了女性杂志生存的基础”，于是她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书。[1933]起初，她采用的书名是《团结的女性》，后来改成了《女性的奥秘》。选用这个书名，弗里丹暗指一般观点认为女性喜欢待在家里当主妇、生儿育女，对广大社会、政治或思想问题不感兴趣，也不需要事业。她惊讶地发现，情况并非一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曾经将其稿件拒之门外的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大不相同。“1939年，女性杂志故事中的女主角并非总是年轻人，但在某种程度上，比如今杂志上的虚构人物年轻……四大女性杂志（当时是《妇女家庭杂志》、《麦考尔》、《巧妇》和《妇女居家指南》）的女主角多为职业女性……昂扬、勇敢、独立、果敢。她们在护士、教师、艺术家、演员、撰稿人、推销员等工作中所展示的性格力量是她们的魅力所在。当时的氛围很明确，人们欣赏她们，是因为她们有个性，而不是因为她们能够吸引男性；对男性而言，她们独特的精神和性格与漂亮的长相具有同等的魅力。”[1934]

她觉得战争改变了一切。整整一代男人为了自己的最高理想背井离乡、奔赴战场；但他们还是回到了等在家中的“小女人”身边，通常她们还抚养着男人离家前特意孕育的孩子。这些男人回来了，找到了好工作，或者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机会，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住到郊区也于事无补，只会使女性感到更加孤独。但是，弗里丹说，如果她收回来的调查问卷可信的话，到1960年，女性的挫败感到达了极限；女性的愤怒和神经过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有个问题是，它无法名状；就在此时，弗里丹的书发表了，这一无法名状的问题造就了《女性的奥秘》。

弗里丹批评的范围广泛，有大量研究支撑，她的愤怒（这本书冷静地探讨了一个极具争议的主题）不仅直指女性杂志和麦迪逊大街——因为它们将女性群像刻画为“养尊处优”，周围全是洗衣机、吸尘器和其他省力的设备，而且直指弗洛伊德、玛格丽特·米德，以及教育女性努力迎合老套的完美形象的大学。[1935]她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阴茎嫉妒理论，只是变着法子说女性比男性低等，不过他拿不出任何证据。她还认为，米德的人类学研究虽然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之间的差异，但她所提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本质上仍然是顺从的，这又迎合了陈旧的女性形象。她指出，米德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职业、两任丈夫、一位同性恋人、一段互不干涉的婚姻）完全不符合她自己作品中的描述，反而是现代西方女性的良好范式。[1936]弗里丹的研究成果作为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品，还引导人们关注女性重要的基本细节。她研究了众多女性如何20岁不到就结婚，导致她们既没有事业，也没有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很多女性支持丈夫获取各种资质，她讽刺地称之为“培养丈夫”学位。[1937]她也较早注意到，这种艰难环境最终往往导致母亲殴打或辱骂孩子。

弗里丹的书大获成功，不仅销量巨大，而且推动了妇女地位问题总统委员会的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发表报告，详细阐述女性获得的报酬如何低人一等（女性平均工资是男性平均工资的一半），以及从事专业和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如何在下降。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没有重视这份报告，于是一群女性决心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贝蒂·弗里丹也是其中之一，她们在华盛顿集会，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进会。[1938]这个组织最终演变为全国妇女联合会（NOW）。现代女权运动自此拉开了序幕。[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