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反击

但与柏林的情况不同，巴黎的达达主义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文学形式，截至1920年底已有至少六份达达主义杂志在刊，相关书籍则更多，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的《无言的思想》和保罗·艾吕雅的《生活之必需与梦想之后果》。达达主义在这些杂志、书籍以及沙龙和社交聚会的推波助澜下扩大影响，其主要目标是向公众允诺一些可耻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失望，从而迫使资产阶级面对自己的百无一用，“直面虚无的深渊”。 [704]正是这种对公众的攻击、冒险的魅力和“混乱边缘的稳健步履”将巴黎、柏林和苏黎世的达达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705]

巴黎达达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这是一种精神分析技术，执笔者让自己变成“一台记录仪”，倾听“无意识的低语”（unconscious murmur）并将其写出。安德烈·布雷东认为更深层次的真相可以通过自动书写来加以认识，“思想的类比序列”能够借此得到释放，他还于1924年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人们意识思想的深层含义。 [706]这篇名为《超现实主义宣言》的文章对20世纪20和30年代的艺术/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超现实主义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逐渐繁荣，但布雷东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大作用”。 [707]

维特根斯坦在奥军前线撰写和修改着《逻辑哲学论》，而在对面的俄国，几位艺术家则对战争进行着记录。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将受伤士兵画进了自己的作品；纳塔利娅·冈察洛娃（Natalya Goncharova）发表了一系列名为《战争的神秘图像》的版画，描绘了古老的俄罗斯标志遭受敌机轰炸的情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则制作了一系列嘲笑德国军队的宣传海报。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造成的直接而粗暴的思想后果在于，它切断了俄国艺术界与巴黎的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艺术在巴黎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由意大利诗人菲利波·马里内蒂在1909年发起的未来主义被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Mikhail Larionov）和纳塔利娅·冈察洛娃在1914年发扬光大。未来主义的两大中心思想是：第一，机械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性，在此过程中提供了源于历史约束的自由；第二，对抗是将人们从资产阶级自鸣得意的幻梦中摇醒的唯一途径。虽然未来主义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但它倡导对抗的一面正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发生主义”所体现的对抗面的鼻祖。在巴黎，冈察洛娃为尼古拉·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设计了歌剧《金鸡》的舞台背景，亚历山大·伯努瓦则为谢尔盖·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工作。在巴黎的社交晚会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参观了在保罗·纪尧姆画廊举办的拉里奥诺夫和冈察洛娃的画展，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正在诞生，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甚至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将在其中得到结合”。同样也是在1914年，夏加尔在巴黎举办了画展，几幅马列维奇的作品也在独立艺术沙龙上展出。其他战前活跃在巴黎的俄罗斯艺术家还包括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莉迪娅·波波娃（Lydia Popova）、埃利泽·利西茨基、瑙姆·加博和安东·佩夫斯纳等。谢尔盖·休金（Sergey Shchukin）和伊凡·莫罗佐夫（IvanMorozov）等富有的俄国资产阶级收藏家收集着法兰西学派出品的最好的现代主义绘画作品，还同毕加索、布拉克、马蒂斯、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利奥·斯泰因等艺术家成了朋友。 [708]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休金的藏品已达到如下的规模：54幅毕加索、37幅马蒂斯、29幅高更、26幅塞尚和19幅莫奈。 [709]

对于俄国人来说，在1914年之前，欧洲旅行是非常便利的，这意味着他们的艺术既对国际现代主义影响持开放态度，同时仍保留了独特的俄国风格。冈察洛娃、马列维奇和夏加尔的作品将俄国标志性的“东方”主题与现代主义的“西方”图像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中既有东正教的圣像和西伯利亚的冻土景观，也能看到铁梁、机械、飞机和科学的各个方面。革命之前的俄国艺术并没有走回头路。事实上，“至上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和俄国革命爆发之间诞生了。这是一种几何抽象形式，灵感来源于马列维奇对数学的痴迷——它也成了当时欧洲众多“主义”中的一个。但在1917年10月的战争中期爆发的俄国革命改变了绘画和其他视觉艺术。三位艺术家和一名政委代表了革命时期的俄国艺术，他们是：马列维奇、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

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位敏感而富于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一生的作品不下36部。他相信艺术是革命的中心，也是重建俄国生活的关键所在，而他对艺术的作用抱有坚定的信念。 [710]既然国家是艺术唯一的赞助来源（休金的藏品于1918年11月5日被收归国有），卢那察尔斯基构思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宣传鼓动（agitprop），顾名思义，集宣传与鼓动于一体。对他来说，艺术是变革的重要媒介。 [711]身为教育政委以及音乐和戏剧领域的权威，卢那察尔斯基是列宁的顾问，一时间他提出的若干宏伟计划都得到了重视。例如，他曾提议在莫斯科的著名地标竖立一系列纪念已故伟大国际革命者的雕像。这些“革命者”中很多是法国人，包括乔治—雅克·丹东、让—保罗·马拉、伏尔泰、左拉和塞尚等。 [712]这个计划和许多其他计划一样，由于资源的匮乏而流产：俄国并不缺艺术人才，缺的是建造雕像所需的青铜。 [713]其他的宣传鼓动计划则得以实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其中包括宣传鼓动的海报和街头花车、宣传鼓动的火车，以及伏尔加河上的宣传鼓动船。 [714]卢那察尔斯基还重组了艺术学校，包括两所最负盛名的机构，分别位于斯摩棱斯克西北的维捷布斯克和莫斯科。1918年，前一所学校由夏加尔担任校长，马列维奇和利西茨基担任教师；后一所位于莫斯科，名为国家高等艺术培训学校，也称福库特马斯学校（Vkhutemas school）。它堪称俄国的包豪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艺术学院，也是俄罗斯构成主义的思想中心”。 [715]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1878—1935）早期作品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象派，但也汲取了很多塞尚和高更常用的大胆而单调的色彩，以及野兽派（尤其是马蒂斯）的风格。1912年前后，马列维奇的作品开始分解成一种立体主义的形式。但在这个时期，他画中的主要形象仍是在田间劳作的充满俄国特色的农民形象。1912年之后，马列维奇再次改变风格，变得更为简洁。他一直与诗人兼数学家韦利米尔·赫列布尼克夫（Velimir Khlebnikov）关系不错，而马列维奇的作品也因为运用抽象和三维形状（三角形、圆形和矩形），且几乎没有颜色变化而被认为类似于诗歌。 [716]他所用的形状在立体性上要低于布拉克和毕加索。最后，马列维奇的风格又发生了变化，创作出了他著名的作品：一片白色背景上的一个黑色方块，接着在1918年，又创作了白色背景上的白色方块。随着革命在别处开辟战场，马列维奇的作品在其所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