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杀害

　　尽管安妮的父亲昏迷在床上，已是弥留之际，他的手依然温热，甚至还很有力。在这间价格昂贵、装修淡雅的疗养病房里，他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如同那些被遗弃在沙漠里的人。他的口气难闻至极。从干枯的洞穴——他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同于安妮闻到过的任何散发自人身上的气味——污秽但毫不丰盈，只是臭皮囊剩下的最后一点酸味而已。然而他依然活着，毫无意识地努力喘着气，不声不响地嘟囔着，灰白的脸上闪过那些她所熟悉的表情——他往常在餐桌上故弄玄虚，时而高耸双眉的无奈状，或是突然撅起上嘴唇，像是要发作起来，大讲一通字斟句酌却义正词严的议论来。作为一名律师，忘家于那些城市和公司的阴谋里，他的为父之道十分疏离。他不愿责罚儿女，平时最多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聊助合家欢愉。他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户外，摆弄那些没有儿子可供分享的活计。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花了几个夏天的时间，盖了一堵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石墙；在波士顿，他平整砖砌的平台，给它除草；在退休后居住的郊区，他照看混合肥料堆，修补和重新设计篱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手丧失了工匠般的粗糙，衰退的大脑无法再指挥双手做任何工作。就在去年夏天，安妮曾经轻率地让他帮她的孩子做一只鸟笼。他吃吃地笑着，像男子汉一样跃跃欲试。他找齐了要用的工具——木头、钉子，像平时一样颇为自得地叼着烟斗，走着熟悉的过场，而他的孙子带着越来越不信任的神色，打量着被他瞎钉在一起的木头。最后，老头儿后退一步，和孙子一起观看刚才的成果。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于是永远放弃了干类似活计的念头。此刻，他那干枯却并未僵硬的手放在女儿温暖的手里。
　　他的手有时回应她的紧握，掠过面容的激动使他微弱的脉搏加速。“放松，”这时安妮会俯过身，凑近他带着酸腐味的呼吸，轻声对他说，“放——松！没事的！我就在你身边，爸爸。我不会离开的。”
　　在这些小时的紧握和守护中，安妮回想起了一幕三十年来都很少忆及的童年插曲。那件往事是如此奇怪，不符合她和父亲各自的性格。那时她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当时人们管这叫“适应能力强”。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作为三个女儿中第一个步入少女时代的那个，她遭遇了失眠症。那无法解释的不眠状态让睡眠成为了一片不可抵达的神奇国度。房间家具闪着幢幢黑影，似乎不去监视它们，它们就会恐怖地苏醒过来。她母亲轻描淡写地把她的害怕心理给打消了，就像从前给她解释月经是什么时，只说“岁数大了”引起的一些不方便。令人意外的，倒是她父亲正儿八经地对待此事。安妮记得，他总是面色苍白地从那些开不完的会议中抽身回家——脸上带着下议院式的冷漠，肩上担着上议院式的重负——然后，如果他发现她还醒着，就会连着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和她聊天，权当是“陪伴”。或许她感觉的几个小时，其实不过是几分钟；或许是她的回忆把几帧片断扩展成了漫长的插曲。在她的记忆里，父亲的声音不仅慈爱，而且使她感到，他总是兴趣盎然，闲适自娱，好像来此不是为了尽责，而是在做一件赏心乐事，就像他童年在乡间时，围坐闲谈便深感快乐似的。父亲对她不曾吝惜过时间，现在，她同样不想吝惜她的陪伴。她要照顾他入睡。
　　然而安妮厌恶疗养院，她想逃离那白大褂掩盖下的气味，那没完没了的电视，那价格昂贵的误诊，那佯装激励的虚伪和那令人窒息的鄙俗。这些濒死的碌碌众生和粗鲁的护士，正是她父亲希望她长大后能避免成为，超越之上的。“你不是个棒小伙吗！”主管的医生佯装抗议她父亲入院，轻拍着他的胳膊，像个性急的女友。
　　她父亲那常年辛劳自任锻炼得来的身体一向坚实无碍，甚至胜过他的好脑筋，但后来却突然衰竭下来。几次小中风，就让一星期前还能从一名男护士那儿拖着脚穿过大厅，走到安妮身边的他到了食不能咽的地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怎么决定得你自己做主，”医生说。他脸上的表情凝重、善良、充满自我保护和郑重其事。她需要决定的是，要不要把父亲送进医院，在那儿他将靠输液维持生命。她最终决定不去医院，她担心救护车会让父亲感到自己尊严受损，而这是她心里最担心的。可从医生抓住她的手，严肃而虚假地撇清，“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中，安妮意识到她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杀死父亲：他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被扔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电话里，安妮的声音飞跃千山万水，希望能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为什么医生要让她决定？难道他们不能自己做出决定吗？如果母亲还在，她会怎么做？安妮给她的妹妹们打电话，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德克萨斯。当然，她们赞同她做了正确抉择——唯一可能的抉择。她们共同的遗产——母亲的常识，通过她俩的声音如此坚定地传递过来，使安妮一时间几乎原谅了她俩只是离得老远，说说现成话罢了。然而，她们给她的信心不到一小时就蒸发殆尽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他来了，喝着茶，然后对她说，她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他的表情看上去既冷淡又油滑。他走之后，安妮坐在那里，双手祈祷般地捧着一盏母亲留下的茶杯。母亲两年前去逝，把她的瓷器，她的常识以及一个从头到脚都在衰退的威严老人留给了她的女儿们。这个大红彩绘、金釉镶边的茶杯，此时便成了绝境中的无上恩物。安妮闭上眼睛，等待着母亲通过捧在手上的这个易碎而冰冷的形体与她交谈。然而除了越来越大的深渊，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她睁开眼睛，打电话给在波士顿已经和她分居的丈夫。他现在定居在后湾，离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
　　“当然了，亲爱的，”马丁说，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庄重而慈爱，“你做了唯一可能的决定。”
　　“噢，你也这么说，你们都这么说，”安妮对着坚硬的话筒哭泣着，话筒比茶杯更沉重，“但我是那个不得不做这个决定的人。我在害死他，而我是那个必须看着这件事发生的人。难以置信，他的嘴巴想要水。他快干死了！”
　　“为什么要去看望他？”马丁问，“他不是还昏迷着么？”
　　“我怕他醒来觉得害怕，”她说，那想象中的场面让她一阵剧烈地抽泣，不得不挂掉电话。
　　过了恰到好处的一段时间，马丁又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很感激，觉得他是心有灵犀地给了她时间哭好，洗把脸，然后热上咖啡，然而他似乎只是刚才和他女朋友商量了一下此事。“哈丽特说，”他口气权威地说道，“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大发神经，把老头儿往医院一送，吊着瓶瓶罐罐活受罪。更不用说还得花钱。”
　　“跟哈丽特说，我当然不会去做任何对她来说大发神经的事情。她更不必操心钱的事；她可不是财产继承人。”
　　马丁的声音听上去颇受打击。“她非常同情你，她都哭起来了。”
　　“跟她说，多谢她的同情。她要同情我，干吗不放你回来一趟呢？”
　　“是我自己不想回来，”马丁以一种崭新的庄重而慈爱的口吻说。
　　“噢，去死吧！”安妮挂上电话，然而她惊异于自己竟感到了快意和解脱。她意识到，发在这个男人以及他那自以为是的女人身上的一通怒火，是这些天来除了疗养院、垂死的父亲和她的负罪感外，她第一次想其它事情。
　　她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她会连着几分钟握着父亲的手不放，感觉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对着他的聋耳朵宣布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呆在他的身边。父亲的脸干枯得深陷下去，带着木乃伊般惊愕的表情。他扬起的眉毛和低垂的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