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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而尽。
其他人陆续到达。他们投能向我提供任何找工作的线索,只是让我和他们一道喝酒。他们又谈起了奥古斯托叔叔。一个人问道:“老滑头不知道眼下在那边搞什么名堂?”当地人用“滑头”这个词称呼游手好闲、机灵刁钻的家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称号安在我叔叔头上最合适,他正因为是个“滑头”才被人看得起。但我听后心里却颇觉不快,因为我知道叔叔虽然生活浪荡,但总的说来为人厚道,奉公守法。不过,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也许是当地人的共同处世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隐约猜出,这大约和蚂蚁成灾有关:他们有意把周围世界描绘得动荡不安、充满危险,以便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繁杂的烦人事,包括蚂蚁带来的麻烦。回家的路上,我思忖道,我无法和他们持同样的想法,障碍来自我妻子,她对想像的东西深恶痛绝。我还想道,她现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用空洞无物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想法来麻醉自己了,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问题,她的面容、目光和身影便会立刻跃人我的脑海。归根结底,她对我不错,我需要她。
妻子愁容满面地走出门,朝我而来,告诉我说:“嗳,来了一位测量员。”
酒馆里那些人的夸夸其谈还在我的耳际鸣响。我心不在焉地说了句:“晤,测量员,这时来了位测量员……”
她说:“对,测量员到我们家来了,正在量屋子……”
我感到十分蹊跷,连忙进了屋。
“嗨,你说的是什么哟?!他是上尉。”
是勃劳尼上尉。为了给我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灭蚁装置,他带
了一根黄色的折尺,正在丈量我们的屋子。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
绍,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
“我想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像数学那样准确。”
上尉甚至量了摇篮的大小,惊醒了睡在里面的孩子。他见一根黄色的尺子在眼前来回晃动,吓得大哭。我妻子赶紧去哄他。孩子的哭声使上尉很烦躁,我尽量用别的话分散勃劳尼的注意力。幸好这时他太太喊了他一声,他走出门。阿格劳拉女士从篱墙那侧探出身来,挥动着她那双没有血色的瘦胳膊,朝他喊道:“回来!快,快回来!来人了!真的,是蚂蚁人!”
勃劳尼朝我瞟了一眼,抿着嘴唇,向我递过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必须马上回家,并为此表示道歉。“他也会到您这里来的,”他说,并且指了指那位神秘的“蚂蚁人”眼下所在的地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上尉走了。
我不想在搞清这位蚂蚁人的身分和意图之前就和他打交道。我走到篱墙边,登上梯子,下面就是雷吉瑙多家的庭院。他刚好回家,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拿着许多小口袋和罐头盒。
我问他:“喂,蚂蚁人到您家来过了吗?”
“不知道,”雷吉瑙多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不过,我想他来过了,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是糖浆。克劳迪娅!”
他的妻子露了面:“来过了,来过了。他也会到劳莱利别墅中来的。可是,嘿,您别指望有什么用!”
我当然不会存有任何奢望的。我问道:“这个人是谁派来的?”
“谁会派他来呢?”雷吉瑙多说。“他是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职员,负责在每家的花园里放糖浆。您看见那些小碟子了吗?”
他妻子做了补充:“是拌了毒药的糖浆……”说罢抿嘴一笑,仿佛什么全知道似的。
“能毒死蚂蚁吗厂我明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眼看着就能得到答案了,但又会遽然节外生枝,变得比原先更为复杂和棘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该提的。雷吉瑙多连连摇头:“毒不死……毒药的剂量很小……工蚁很爱吮食糖浆……但应该让它们活着爬回蚁巢,吐出这种加了微量毒药的糖浆喂蚁王……据说用这种方法迟早会使蚂蚁绝种的。”
我没有迫问他,蚂蚁是否真的迟早会灭绝。因为我听得出来,雷吉瑙多介绍这个方法时用的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须尊重的。他的妻子则相反,她和许多女人一样,脾气急躁,毫不掩饰她对糖浆灭蚁法的反感情绪:一边听丈夫讲话,一边不住讪笑,还时时讽刺挖苦几句。丈夫大概觉得她的行为有失检点,或者过于放肆,但他不正面驳斥呵责,只是竭力向我解释,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观主义印象。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或许也是用这种失望的语气讲话的,没准更糟。不过,他现在想给妻子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榜样,说道:“哎,克劳迪娅,你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并不十分有效,但还是有用的……再说,糖浆免费供给……需要过几年才能下结论……”
“几年?他们像这种样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蚂蚁却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没有反驳,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谈起了粪料盒:蚂蚁人们的人把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园里,等蚁王在里面产完卵后,就把盒子取走烧毁。我觉得雷吉瑙多先生讲的这些话也适于讲给我那生性多疑、悲观失望的妻子听,所以回家后就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对克劳迪娅女士的冷嘲热讽则只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种对什么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的女人;举个例子来说吧,她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乘务员检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顶、毫无意义的,但她出门时又不得不乘火车,接受这一切。听了我讲的糖浆灭蚁法后,她做出了判断:这种方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无言以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迎接那位蚂蚁人来访;听说他叫包迪诺先生。我们不打算对他发牢骚,也不想徒劳无益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应该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
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人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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