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节

11月9号，柏林墙轰然倒塌。几天后，我乘火车前往卡尔-马克思市－－我想在去莫斯科之前见桑迪一面。

车厢里群情振奋，喜气洋洋。我和别人一样，打心眼里为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通行而高兴。很多人在用萨克森语交谈，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想为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了，他们想要的是钞票和奔驰。“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很快变成了“德国，德国，统一的祖国”。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这个国度。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要建设一个新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在卡尔-马克思市寻找别人推荐的“会议宾馆”。“去市中心是哪个方向啊？”我拦住一个路上的民警问道。“这里就是市中心。”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里的楼与楼之间到处是水洼和泥坑，我一直以为是郊外的什么地方。后来我了解到，不久后将改回旧称“克姆尼茨”的卡尔-马克思市面临一大难题：在民主德国时期，这个城市把有限的资金全都用在了住房建设上，而忽视了其他的基础设施。

尽管当时青年大学不允许异国学员之间互换联络方式，但桑迪还是给我留了她的地址：萨尔瓦多-阿兰德大街。和许多东德居民一样，她的家里也没有电话。载我到那里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街属于弗里茨·黑克特地区。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弗里茨·黑克特是一位建筑工人和革命榜样，也是当年桑迪所在学员班为之奋斗的荣誉称号。车子越开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桑迪还在那里吗？我会马上见到她吗？在民主德国，找一栋新的住宅并不容易。弗里茨·黑克特地区全部是七十年代建造的板式楼，是昔日的民主德国大张旗鼓宣传的卓越成就之一。与这个城市半数的住宅不同，这里的房子都配有浴室。既然有这样的条件，桑迪应该没有搬走。

带着忐忑和希望，我下了车，走近眼前这栋漆成红色的高层板楼。我站在楼门口，对着标有住户名字的按钮慌乱地搜索，终于找到了桑迪的家姓。

她的家在九层。我忘了电梯是坏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只记得我二话不说就往楼梯上冲去。敲门的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十年。

门开了，探出的是一张老女人的脸，她披着一件碎花浴衣，下面露着两条胖胖的粗腿。

“您好，请问桑迪在家吗？”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快走吧你！”老女人操着一口浓重的萨克森方言，一脸的不友好，而且看样子想把门立马关上。

我并不是一个死乞白赖的人，但在那个当口也顾不得许多了，我飞速地伸出一只脚抵住房门。

“我是桑迪在青年大学的同学，专程从多特蒙德赶来的。”我气喘吁吁地说。

“你想干吗？”老女人咄咄逼人。

“她还住这里吗？这个地址是她给我的。”

“都什么年月的事了！离婚以后她和我们家没什么来往。”

“那您知道她去哪－－”

“她跟个俄国佬跑了！”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和我说话的人是桑迪以前的婆婆。桑迪和前夫离了婚，这倒是并没有让我觉得太过意外。这么说她又找了一个俄罗斯男人。

“他们搬到哪里了呢？”我穷追不舍地问道。

“跟俄国佬跑了，你说能去哪啊？反正她不会再回这个城市了。”

趁我不防备，老女人像狗撒尿似地抬起她的胖腿，狠狠地踩在我的脚上，我疼得缩了回来。门“砰”的一声合上了。

这天下午，我又返回去试着敲了几次门，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里。这么说桑迪现在是在苏联了。苏联那么大，在那里找她不是大海捞针吗？不过兴许在苏联的德国人都互相有点联络。反正我马上就要去莫斯科了，俄语我也学会了，还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立即开始着手打电话、写信，联系青年大学的其他同学。我想通过他们找到桑迪的线索，说不定其中有谁恰好知道她在苏联的地址呢！可为什么她的婆婆说，桑迪再也不会回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