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有时候她会直接把钱送到东德，但大多数情况下，担任现金转运员的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他们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某个地方，然后打电话给贝蒂说：“我脚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能不能帮我买点面包和啤酒？”－－这是他们的联络暗号。贝蒂每个月都会在全国各地穿梭往来，将大量钞票送到各个州的团委。这些钱是团委不可或缺的运转资金：给干部们发薪水，为开展和平游行租用车辆，给联欢会上请来的摇滚乐团付酬劳……

贝蒂是个精明强干的会计，除了忙于运送现金外，她也在财务处的办公室工作。共青团拥有的资金并非全都是现金形式，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东德在西德境内经营的合法公司记入帐内，即纳入民主德国外贸部的“商业协调办公室”的管理范畴。“协调办”的负责人是国安局的“OibE” （即“执行特种任务的军官”）－－上校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考夫斯基。东德人特别热衷于使用简称，比如“协调办”，OibE等等。隶属于“协调办”的公司有理查德·伊勒运输公司、国际船舶公司、汉莎旅行社等等，这些公司招募了一些革命干部作为名义职员，给他们发薪水，还为几个党团委办公室支付租金。

“做假账”是贝蒂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因为资金周转不能总是以秘密和非法的方式进行，于是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财务处炮制出一个由捐款、团费和合理支出构成的假账世界。当时我对此并不反感，我学到的信条是：只要是对工人阶级有益的，就是符合道德的。

贝蒂最喜欢打台球。我俩经常在多特蒙德北边的几个酒馆里打上几杆子。我自己对这种游戏倒没有太大兴趣，只是为了陪她而已。一天晚上，我们照例打了很久台球，贝蒂赢了。酒过三巡后，她开始对共青团高层的一些“咄咄怪事”大发牢骚。她说，团中央新发起的号召全都是老生常谈的废话，什么和平啊环保啊，而对造成问题的罪魁祸首－－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大鳄”们却不置一词。贝蒂有时很爱冷嘲热讽，她眼皮一抬，说：“我，一个革命女战士，敢对列宁老爹发誓－－现如今，这里根本没人关心阶级问题。”

团中央的号召文件我并没有读过，之前我一直忙于化名潜入新纳粹集团进行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战斗的岗位，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记者，运钞员，还有狗子那样的地下工作者。

为了取得贝蒂的好感，我答应她说会关注一下号召的事。我想，一定是团中央的同志在起草那份文件时措辞有问题，作为编辑的我倒是可以帮着修改一下。

1987年1月27号晚上，吧台上的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在台球相撞的砰砰声里，我和贝蒂偶然间听到了“公开”、“民主”这样的字眼。画面上，戈尔巴乔夫正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当时没有马上领会这些话究竟包含哪些深意，心里想着，明天一定要读一下报纸上的相关新闻。

1987年夏，我再次作为《活力》记者奔赴苏联，这次的目的地是顿河边的罗斯托夫。我看到了一个正处在急剧变革中的、矛盾重重的国家。每当我要单独去采访青年人时，负责接待我的苏联共青团干部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挠。当听说有天晚上我独自去了一家迪厅时，那些西装革履的老先生们吓得脸都白了。在戈尔巴乔夫猛烈抨击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假大空的讲话之后，我明白了，那些老同志们是想掩盖什么，不让我知道。

在大街上我经常遇到以“经济改革”、“公开透明”和“社会主义”为名义示威抗议的人群。在这些人中间，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儿的身影，她就是十六岁的中学生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