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的化友为敌（2）

这里的“六年”指的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七年”即1918年。查阅《新青年》杂志，早在周氏兄弟到该杂志发表文章之前，钱玄同已经通过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在1917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3卷6期中替周氏兄弟摇旗呐喊：“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托尔斯泰）、Maupassant（莫泊桑）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是可以读的。（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这里的“起孟”与“启明”一样，是周作人的别名。“某大文豪”，指的是不懂外语却偏偏通过别人的口译改编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前辈作家林纾（字琴南）。

关于金心异即钱玄同的催稿，鲁迅在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自序》中曾经有过活灵活现的生动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1925年6月15日，鲁迅又在《阿Ｑ正传》俄文序中回忆说：“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同年4月14日，鲁迅还在致许广平信中对钱玄同的文章表示赞赏：“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5

1927年2月18日，已经与《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等人断绝来往的鲁迅，在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稿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因于钱玄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