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工厂的概念及其影响

果大战爆发，那么大量的政府证券和其他投资的持有者就“注定会成为第一批输家”。因此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和平的既得利益者。关键因素是，他说，贷款和续贷是由信用决定的，而信用是由良好的表现决定的。宪政和预算工作的规范行为就反映了这一点。波兰尼给出了一些例子，在土耳其、埃及或摩洛哥这些地方，金融家实际上在短期内接手了政府的（至少部分）统治权，来治理威胁到政治稳定的金融问题（通常是债务监管）。他说，所有这些都表明贸易已经与和平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在这个时候，罗思柴尔德家族等金融财阀崛起了。1830年，詹姆斯·德·罗思柴尔德甚至量化了战争的成本。他说，如果发生战争，他的租金收入就会下降30%。迪斯累利计算出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花费了证券交易所的6000万英镑，索尔兹伯里侯爵注意到爱尔兰外商投资的缺乏：“比起10%的利润加早餐室内的子弹，资本家更喜欢和平加3%的利润。”最近的学术成果表明这一局面其实更广更深，这些学术成果显示在1820至1917年间，民主和民主国家得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发展，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2645]

最终，高级金融没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反过来使西方的银行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1815年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政府和商人一直认为战争提供了扩大贸易的机会。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战争经济学永远地改变了。卡尔·波兰尼所说的百年和平使工业革命点燃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式——大众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