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印第安人的心灵：新大陆的思想

了第二种人类，大小同他一样（“按照他自己的形象”）。[2046]玛雅的雕刻工在雕刻作品时不可以有性生活，不过他们会把自己的血洒在作品上，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能使作品具有神性：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一样，这些艺术家也被认为是神圣的。对玛雅人来说，乐器也是神圣的，刻工在制作它们的时候会祈祷，并且用酒精擦拭，这样它们就会“听话、音调和谐、发出好听的声音”。[2047]艺术家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即使是职业艺术家也不会这么做，而且美洲艺术家从未像欧洲的艺术家那么有名。唯一的例外是诗歌领域，那些贵族诗人死后可能被人们记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被后人誉为“诗人国王”，但是即使是他，也是因为他作为国王的地位使他获得勇士以及诗人的名声。[2048]

到1492年，新大陆的书写系统正在衰退，因此其古典时期（100—900）的许多文字不太可能被理解。[2049]阿兹特克和米斯特克的文字主要是图画文字，抄写员除了擅长刻写文字外，还必须记住伴随这些文本的口头评述（口头传授仍旧是主要形式）。我们拥有的手抄本记录了部落的神话历史，它们成为仪式的中心要素，在仪式上抄写员会加入他们的评述。当然这些评述现在也遗失了。阿兹特克人也是前哥伦布时期有意识地收集外来和古代艺术的几个民族之一，尤其是奥尔梅克艺术品。这似乎证实，阿兹特克人至少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而且或许他们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是中部美洲的“母文化”。[2050]

印第安人自己是如何看待欧洲人的入侵的？有些印第安民族有圣书。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波波尔·乌》，它是基切人的经书，被描述为等同于《旧约》或梵语吠陀经。同样有趣的是《卡克奇克尔史》，它不太为人所知，但更符合我们的主题。这个民族和基切人一样，采用双王制。一位国王和一位副王，来自两个王室分支，分别称为“索特兹勒之王”和“夏希勒之王”。西班牙征服之后，夏希勒氏族的幸存者写下了卡克奇克尔人的历史，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进行补充，直到17世纪。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书中的记载非常平衡，它描写了屠杀，也赞扬了那些试图帮助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在描述的事件当中，有一场于1604年爆发的瘟疫，作者死于这场瘟疫，另一个人重新拾起他的笔，就像大使的接替和谱系的续写一样。玛雅人也创造了类似的文献，《巴兰神父史书》，它使用的是玛雅语，但是用西班牙字母拼写。这些书故意写得含糊，充满了双关和谜语，外人无法理解。这些史书也续写到19世纪：每个玛雅人城镇都有自己的抄本，在当地扩写。《巴兰神父史书》把西班牙人的入侵看作是一场历书或时序的战争。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时间观（在玛雅人看来比较原始），并且试图把它强加给当地人。因此，对玛雅人来说，这主要是一场思想战争，就像敌对的宗教对待彼此的方式一样，是关于时间的战争。[2051]

我们应当简明回顾一下前哥伦布时期的土著人缺乏什么。毫无疑问，首先是轮子。考虑到美洲大陆到处都有球类游戏而且它们具有宗教重要性，那么这一点也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役畜的缺乏也很普遍，这在本章开头就提到了，尽管美洲驼已经被驯化。同样缺乏的还有大型船只，这可能与环绕美洲大陆的浩瀚海洋有关。不过，这确实表明，除缺乏轮子之外，美洲印第安人更加受到局限，不像欧洲人那样能够到处游历。前哥伦布社会缺失的其他思想或发明还有钱币、伦理一神教、实验思想和一般意义上的书写。那里没有烧窑，因此没有釉陶，也没有弦乐器。缺乏这些东西（役畜、大型船只、书写、钱币）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贸易和剩余产品的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制造的剩余产品多半用在死者的华丽仪式上。经济发展的差距连同伦理一神教和实验方法的缺乏，可能是旧大陆区别于新大陆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在思想领域，美洲大发现对几乎同时发生的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美洲大发现使天主教徒失去了他们当中一些最有活力、最有天赋的传教者。同样，罗马教会对美洲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发言权（特伦托公会基本上没有提到美洲），正如约翰·艾略特所说，它的后果之一是加强了西班牙王室的权威，“既体现在它对臣民的权威，也体现在它与教会的关系上”。从当时到现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吸走了比较激进的人口，使那些留下来的人变得越来越专制和保守？

在美洲的发现当然具有经济效应，它反过来促进了思想革命。例如，从1521至1544年，哈布斯堡领地的矿山产出了比整个美洲还要多三倍的白银，然而从1545年到16世纪50年代后期，这些数字颠倒过来，导致了那些年经济力量的决定性转变，经济中心从德意志和荷兰转向伊比利亚半岛。[2052]约翰·艾略特说，16世纪后半期，“人们完全有权利谈论一种大西洋经济”。[2053]其政治影响是，西班牙正在崛起，整个欧洲相对于它的老对手伊斯兰国家，也在崛起。（只是到这个时候，穆斯林世界才开始对西班牙崛起的历史缘由表现出一点好奇。[2054]）

西班牙的崛起及其缘由自然引起了其他方面的注意。可以确凿地说，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海上力量在未来的政治中具有至高的重要性，能够通过切断美洲向欧洲输送黄金白银的航路而遏制西班牙的强大。对于一个被新教和天主教分裂的世界来说，新大陆是他们开辟的另一个战场。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政治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2055]

对美洲持久的争夺加剧了16世纪日益滋长的民族主义，“黑色传奇”开始出现，尤其是涉及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被指控的暴行（根据一项估计，他们屠杀了2000万印第安人）。[2056]不管怎样，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开始怀疑西印度群岛的探险事业，在西班牙兴起了所谓的“反重金主义者情绪”，对暴发的财富的道德价值表示怀疑。这一观念认为，真正的财富来自贸易、农业和工业，在这些领域，财富的获得是正当的，对它们的使用也是富有成果的。[2057]

但是对美洲的争夺的确在后来催生了国际法的基本元素。这块大陆本身太广袤，一个国家不足以控制其全部，而且西班牙排斥教皇在开拓新大陆事务中的权威，这也对人们对一般权威的态度产生了连锁反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人认为印第安人有能力管理自己，他们的自由和自治权利应受到尊重。16世纪中期，阿方索·德·卡斯特罗提出，海洋不应成为任一国家的专属。在这一背景之下，荷兰法学家兼政治家胡戈·格劳秀斯提出了国际关系行为的理论框架。新大陆遂成为欧洲各新兴国家框架以及相互协定的一部分。不妨说，对美洲的征服加快了、也许具体化了人们对资源、地理、人口和贸易模式共同作为形成国际强国的要素的认识。

厄尔·J.汉密尔顿在一篇著名的论文《美洲的财富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审视了可能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因素：民族国家、战争以及新教崛起。他得出结论：美洲大发现，尤其是美洲白银的发现，是欧洲资本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墨西哥和秘鲁被征服后那样发生了贵金属产量如此巨大的增长。”[2058]这其实是欧洲崛起的最后因素，它强化了在第15章讨论的早期变化。这一论断在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历史学家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在《大边疆》（1953）中说，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