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印第安人的心灵：新大陆的思想

由于对欧洲教会的现状感到愤怒和绝望，基督徒们看见了在新大陆重新创立原始使徒教会的机会，这块大陆没有受到欧洲文明邪恶的污染。

1607年，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一个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出版了广泛调查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理论的报告。16世纪的欧洲人相信“一个设计好的世界”，美洲一定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解释。加西亚认为人类关于“既定事实”的知识来自四种来源之一。《圣经》所揭示的神圣信仰和通过原因解释现象的科学是两种永远正确的来源。因为《圣经》中没有提到美洲印第安人，因此他们的起源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得太新，没有留给人们收集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时间”。[1958]

即使把新大陆纳入《圣经》揭示的历史图景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探险家和传教士还是发现，如果要继续传播福音，就必须对当地人的习惯和传统做适当的了解。由此而开始了他们对印第安人历史、土地所有制和继承法的详尽调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应用人类学的开端。[1959]早期传教士坚信人性本善，认定土著人的心灵“简朴、温顺、容易受伤、善良”，或用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话，是空白的石板，“真正的信仰很容易就能在上面铭刻”。[1960]传教士将会感到失望。在《新西班牙的西印度历史》（1581）一书中，多明我会修士迭戈·杜兰认为，印第安人的心灵无法被改变或被纠正，“除非我们对他们实践的所有宗教信仰有所了解……因此那些只有热情却不够审慎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烧毁、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历史文献。这让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任凭他们在我们眼前表演偶像崇拜”。这种观点为16世纪后期教士们对印第安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宗教和社会的详尽调查提供了正当的理由。[1961]西班牙王室积极参与其中，发明了问卷调查方法，通过这种新的治理工具炮轰他们安排在西印度群岛的官僚。[1962]其中最著名的问卷调查作于16世纪70年代，应西印度顾问委员会主席胡安·德·奥万多的要求而作。此时正逢知识的各个领域开始出现分类的要求，对美洲的知识也成为这一潮流的一部分。[1963]1565年，来自塞维利亚的尼古拉斯·蒙纳德斯医生撰写了著名的关于美洲药草研究的著作，1577年由约翰·弗兰普顿译成英语，书名为《来自新大陆的喜讯》。[1964]1571年，腓力二世派遣了一支由西班牙博物学家和医生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率领的探险队前往美洲，系统地收集植物标本（同时也对印第安人皈依的可能性进行评估）。[1965]同一年，西班牙王室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名为“西印度宇宙志学者和官方编年史家”，当然这一举措的背后除了科学目的也有政治动机。其政治动机是提供一个西班牙在新大陆成就的详细记录，以缓和国外的批评。同时王室也感觉到，科学知识对消除西印度顾问们对自己管辖领土普遍存在的无知是必要的。[1966]

但是直到1590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整一个世纪后，由于何塞·德·阿科斯塔的《西印度自然和道德历史》西班牙语本的出版，把新大陆纳入旧大陆图景的思想才最终尘埃落定。[1967]这一综合过程本身代表了一个世纪的思想转型的最伟大成就，关于新大陆的三种不同观点被综合，纳入了欧洲人的思想模式。首先，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1968]其次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必须被纳入欧洲/基督教对人类的理解图式。最后，美洲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改变了欧洲对历史进程的理解。[1969]所有这些对古典学术构成了重要的挑战。[1970]根据《圣经》和人类经验，世界由三块大陆组成：欧洲、亚洲和非洲。改变这一观念正如认为南半球没有热带一样，都是对传统的根本背离。更有，白令海峡直到1728年才被发现，在那之前，人们一直不清楚美洲是否属于亚洲。1535年，雅克·卡蒂埃在后来所称蒙特利尔的圣劳伦斯河遭遇了湍流，他把这些湍流命名为“中国湍流”。一个世纪之后，即1634年，法国冒险家让·尼克莱被派往北美洲西部探测传言中的通往亚洲的一片内陆海。当他到达密歇根湖，看到眼前格林湾的悬崖时，认为到达了中国。他穿上一件中国丝绸长袍，以示庆贺。[1971]古典学术对解释新大陆的发现无能为力。既然伟大的古典作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块大陆的存在，他们又怎么能解释呢？新大陆的发现一次又一次证明，个人观察高于传统权威，这也是思维模式的一次重大改变。[1972]

美洲大发现时期最强大的（虽然是隐含的）思想之一是人类的二分法。据此，人类依他们的宗教归属（犹太—基督徒，或异教徒）和他们的文明或野蛮程度进行分类。[1973]不可避免地，到16世纪，这一分类不得不进行修正。关于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似乎主要取决于观察者是否真正看到了他们。任何与美洲印第安人有过长期接触的人都不太可能认为他们是天真无辜的原始人。[1974]陪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昌卡医生观察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吃草根、蛇、蜘蛛，得出结论：“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比任何野兽还要大。”这种矛盾（印第安人是野兽还是天真无辜的人）是大发现和定居美洲的早期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印第安人不是人类，那么他就不具备信仰的能力。当教皇保罗三世在1537年的教谕《崇高的上帝》中宣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类”时，就思考了这一问题。基督徒认定，具有接受上帝恩典能力的，才能称之为人。另一方面，对人的古典定义是“理性的存在”。在《崇高的上帝》之后，多数基督徒承认根据这两种标准，美洲土著可以归为人类。[1975]

然而，印第安人到底有多理性？对此，人们持怀疑态度。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他对中世纪的骑士史诗怀有持久的兴趣）坚信，印第安人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形式，“天生懒散，性喜邪恶”。[1976]他认为在他们的头骨大小和厚度上发现了他们的低级性质。他认为这些物理属性暗示出与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相关的身体器官上的缺陷。[1977]16世纪60年代，托马斯·德·梅尔卡多修士把黑人和印第安人一起归为“野蛮人”，因为“他们从来不受理性支配，只受热情的支配”。这与臭名昭著的“天生奴隶”说已不太远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主要论题。16世纪的异教徒被分成两类，“可以转变的无知者”（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曾经聆听过上帝的声音，但背离了他）和“不可转变的无知者”，那些像印第安人一样的人，他们从未有机会聆听上帝的声音，因此无须指责他们。但是当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梅尔等人坚持认为有些人天生是奴隶，有些人天生是自由人时，这一观点很快就庸俗化。[1978]1512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召开政务会，专门讨论雇佣土著劳动力的合法性问题。保留下来的文件表明，当时许多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因此是天生的奴隶。但是这是“有限的奴隶制”，正如安东尼·派格登所描述的。西班牙人有个传统叫监护征赋制，在该制度下，作为对印第安人艰辛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向西班牙人学习如何“像人一样”生活。[1979]这一观点约在1530年被所谓的萨拉曼卡学派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他们是包括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在内的一群神学家。他们发展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印第安人不是天生的奴隶，那么就是“自然的孩子”，一种欠发展的人类形式。在其论文《关于印第安人》中，维多利亚认为美洲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