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一些候选

庭和私有财产的思想。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三分法历史观。孔多塞认为进步有十个阶段，约翰·哥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把历史分成五个时期，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则分成四个时期，而伊曼努尔·康德则认为进步经历了九个阶段。

不管怎样，W.A.邓拉普在1905年的文章中，使用“三分体系”（triposis）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把思想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的倾向，而欧内斯特·格尔纳在1988年则使用了“三位一体”（trinitarian）这个词。[17]较近期的J.H.丹尼森在《作为文明基础的情感》（1932）一书中，把社会分成父权社会、兄权社会和民主社会。1937年，哈里·艾尔墨·巴恩斯在《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史》中描述了人类“情感”史上的三大变化，即轴心时期（前700—前400）的“伦理一神教”、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此生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通往不明确的来生的准备）和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18]

经济学家也经常以三分法思考问题。在《国富论》（1776）中，亚当·斯密（1723—1790）率先对收入做了基本区分：租金、工资和股票收益，分别把它们的获得者称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认为它们“构成了每个文明社会的三大秩序”。[19]甚至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划分：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剥削的时期，剩余产品和剥削都盛行的时期和只有剩余产品却没有剥削的时期。[20]卡尔·波兰尼在《剧变》（1944）一书中，区分了三个经济时代：互惠时代、再分配时代和市场时代。两年后，R.G.科林伍德在《历史观》中，描述了欧洲史学史上的“三大危机”。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历史被认为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不是人类的创造；第三次危机出现于18世纪，否认任何先天说、直觉说或天启说。1951年，哈佛大学古代和现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顿在《思想与人》一书中，区分了形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人文主义、新教主义和理性主义。1965年，卡罗·奇波拉出版了《欧洲扩张早期的火炮和帆船：1400—1700》，在书中他提出，民族主义、大炮和航海促成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因而创造了现代世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新一轮战争，促进了冶金术和更有威力、更残酷的武器的发展。这些远远超越了东方任何已经取得的成就（1453年的情况正相反，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同时在帝国野心的刺激下，航海术的发展使欧洲船只能够到达远东（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美洲。[21]

欧内斯特·格尔纳在《犁、剑和书》（1988）中提出，历史上有三个伟大时代，即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它们分别对应三大人类活动，即生产、强制和认知。1991年，理查德·塔纳斯在《西方思想的激情》一书中提出，至少在西方，哲学发展可能分成三大阶段：哲学在古典时代有自主地位，在基督教统治时期从属于宗教和此后从属于科学。[22]

约翰·古兹布鲁姆在《火与文明》（1992）中提出，人类对火的控制带来了人类生活中的第一次转变。早期人类不再是掠食者，对火的控制使他们能够圈禁野兽和清理土地。没有这些，农业，即第二次转变，不可能出现。对火的控制同样使烧煮技术成为可能，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而且可能被视为科学的起源。（烟的使用也可能是人类的第一种交流形式。）当然，对火的控制还产生了烘焙、制陶和熔炼（“烟火文化”），由此才能制造金属短剑和长剑。但是，古兹布鲁姆说，继农业之后的第三次大转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工业化。水和火的结合产生了蒸汽，人类开始驾驭一种全新的能量，使无论尺寸还是力量都前所未有的庞大机器能够执行日常工作，比人工更好、更快。[23]

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历史上存在三大政治学/心理学转折点。第一次是在亚里士多德死后，雅典的各哲学学派“不再认为个体只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不再讨论曾经主宰柏拉图学园和吕刻昂学府的那些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关的问题，仿佛这些问题不再是核心……突然转而仅从内心经验和个人救赎的角度来探讨人”。[24]第二次转折点开始于马基雅维里，他承认“自然品德和道德品德之间的区分，认为政治价值不仅仅不同于，而且可能在原则上不容于基督教伦理”。第三大转折点（伯林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是浪漫主义的出现。这些变化将在第30章讨论。

最后，1997年，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继续讨论奇波拉留下的问题：他着力解释前现代世界的发展方式以及为什么是欧洲发现了（而且征服了）美洲，而不是相反。他的答案包括三个宽泛的主题。第一，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个东西走向的大陆，而美洲则是南北走向的大陆。他说，地理上的严峻现实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家畜和植物沿着纬线播迁比沿着经线播迁更容易，这意味着欧亚大陆的文化演进比美洲大陆更容易也更快。第二，欧亚大陆可驯养的哺乳动物种类比美洲大陆要多（15：2），这也有助于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在欧亚大陆，马的驯养改变了战争，刺激了剑的制造，后者又促进了冶金术的发展，它们都意味着欧洲的武器远远胜过新大陆。第三，动物的驯养意味着欧洲人对动物体内携带的病菌具有免疫力，而这些病菌进入新大陆时使当地人口急剧减少。[25]

令人欣慰的是，上述不同的方法之间有重叠之处。例如，农业、武器、科学、工业化和印刷术，每一项都被不止一位学者选中。这些论争和思想显然有助于我们在这一庞大领域中找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正如我在“前言”的下文，乃至整本书将要清楚阐述的，虽然所有这些思想和发明都很重要，我却有不同的选择。

当然，识别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发明和思想绝不是论述思想发展的唯一方式。雅各·布罗诺夫斯基和布鲁斯·马兹利希在他们的著作《西方思想传统》中，区分了思想活动的三大“王国”，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做法。首先是真理的王国，追求真理是宗教、科学和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在真理的王国，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意见的一致性是完全的、不由自主的，即在逻辑、数学和演绎意义上是必然的。其次是正确的王国，这是法律、伦理学和政治学关心的问题。在这个王国，意见的一致性多数时候是自愿达成的，人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但是为了行之有效仍需要广泛流布。最后是趣味的王国，主要与艺术有关。在这个王国，完全不必达成一致性，甚至不一致往往还饶有意味。同样，这三大王国之间也有重叠之处（艺术家也追求真理，宗教对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正确都关心），不过它们的区别是阅读本书时需要牢记的。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之律和人事之律之间的重要区别。[26]

当然，“三分法则”并没有任何神圣性或必然性。另一种途径是强调“大”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诸如“进步”“自然”“文明”“个人主义”“权力”和“什么是现代”“什么不是现代”等热门话题上，论著甚多。许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历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把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看作围绕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主题而推进的道德传奇。有人把历史看成是一部道德演进的宏大叙事，伊曼努尔·康德就是其中之一。以赛亚·伯林还花了大量笔墨界定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