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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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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医院。他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最后于1985年从一名律师成为美国商务代表(theU.S.TradeRepresentative,USTR)办公室负责日本事务的主任,而后成为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负责日本与中国事务的主任助理,代表美国与这两个亚洲“巨人”进行艰难的贸易谈判。1990年他来到东京,随后他担任着AT&T以及其他美国跨国公司的一系列高级行政职务。1997年,他被美国同伴选为驻日本的美国商会会长,这是他担当的异乡为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志愿工作。2005年9月我路过东京,在Okura旅馆他的位于角落的桌子上与他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我问起他的工作来,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在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刚刚成为欧洲联盟空中客车公司(theEuropeanconsortiumAirbus)
  日本运营处的总裁。他现在管理着这家欧洲皇冠钻石制造公司的日本商务,帮助这家公司尽力打败美国皇冠钻石制造公司——波音公司,向日本——他的祖籍所在的国家出售客机。
  “当我加入空中客车公司以后,这儿的美国大使馆通知我:不再允许我参加驻日本的美国商会理事会与美国大使举行的月度会议。”福岛先生这样说,那时他是商会会长,正在主持商会的50周年纪念活动。毫不奇怪,大使馆工作人员不希望代表欧洲主要工业财团的人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协助,这也许不利于美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与其竞争。而福岛先生认为,“我在尝试一些新日本运营处的总裁。他现在管理着这家欧洲皇冠钻石制造公司的日本商务,帮助这家公司尽力打败美国皇冠钻鲜的事物,他们反映出时代特征,不服从纯粹的国家划分思想”。他说,跨国公司经理主管人员的国籍、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和高级管理人员最为关注的市场这三者之间已不再有相互关系。顺便说一下,每架新的波音787飞机的一部分零件将会在日本进行制造,还有其他很多组件将在欧洲进行制造。无论是欧洲的飞机——“空中客车”,还是美国的飞机——波音,都将利用来自平坦世界中的所有零部件和设计。
  是的,让我们好好理理思绪!
  从命令和控制到合作和联系在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离职前,我前去采访他,采访的地点在美国国务院办公楼的第7层,当时陪同他的还有他的两个媒体顾问。我忍不住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世界已经变平的,他只用一个词回答:“Google.”他说,他在2001年刚接任国务卿时,如果需要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联合国决议的文本,他会让副手帮他寻找材料,为此常常需要等待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时间。
  “可是现在我只需Google‘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42’,这一文本就会出现。”
  他还解释说,他发现自己独立完成的调查研究一年比一年多。这时候,旁边的一个媒体顾问说:“是的,他现在不再让我们帮他查找信息了,他已经掌握了信息,他找我们就是要采取行动了。”
  一位副手透露说,曾是美国在线董事会成员的鲍威尔也经常使用电子邮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联系,在召开峰会时还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司特劳用即时通讯的方式保持联络,就好像他们是大学同学一样。鲍威尔说,手机和无线通讯技术让任何一国的外交部长都无法躲避他。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周,他一直在寻找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他先是拨打俄罗斯外长在莫斯科的手机号,后来又拨打他在冰岛的手机号,接着又拨打他在老挝的手机号。鲍威尔说:“我们有每个外交部长的手机号码。”
  我从所有这些故事中提取的要点是,当世界变平时,把等级制度夷为平地的不仅是那些可以做大事情的小人物,还包括可以做小事情的大人物——他们可以自己完成更多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真的对我触动很大。鲍威尔的媒体顾问之一、一位年轻女性在采访结束后将我送出办公室,路上她对我说,“黑莓”(BlackBerry,无线电子邮件接收器)让鲍威尔随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到她和她的老板。
  她开玩笑地说:“我根本摆脱不了这家伙。”因为鲍威尔总是不停地通过电子邮件给她发指令,前一个周末当她和朋友一起在商场购物时,她突然收到国务卿发来的即时讯息,让她完成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任务。她说:“我的朋友都很惊讶。我在和国务卿对话!”
  这就是当你从垂直世界(命令和控制)进入更加水平世界(合作和联系)时的情形。你的老板除了能完成自己的事情外,他也可以做本属于你的活儿。他可以是国务卿,也可以是自己的秘书。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都可以给你发布指示。
  如果这些老板们愿意,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加直接地同更多的员工开展合作,不管这些员工是谁,也不管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哪一层。但是员工也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他们才能比老板获知更多信息。如今,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种对话将大为增加:“我已经知道了!我自己用Google查的。”
  多重身份的紊乱在平坦的世界中需要对多重身份加以调整的不仅是社团和公司,还包括个人。在平坦的世界中,我们的多重身份——消费者、雇员、公民、纳税人和股东——将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商务顾问米切尔。汉莫说:“19世纪的主要冲突是劳资冲突。现在是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冲突,公司夹在中间。消费者会对公司说:”让我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然后公司会对雇员说:“如果我们让他们少花钱买到更多东西,我们就会陷入麻烦。我们不能给你担保工作,工会干事也不能,只有消费者可以。’”
  《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日报道说,沃尔玛2003年的收入为2560亿美元,它将其中大约13亿美元用于给45%的员工(大约53.7万人)购买医疗保险。沃尔玛最大的竞争对手考斯克(Costco)给96%的全职或兼职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其中全职员工在工作3个月后、兼职员工工作6个月后就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在沃尔玛,多数全职员工必须工作6个月、兼职员工工作至少2年才能享受医疗保险。文章还说,沃尔玛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每月1200美元,或每小时8美元,他还要求员工自己承担所享受福利的33%,目前这一比例将降至30%.沃尔玛的医疗保险计划要求每个家庭每月必须负担高达264美元的保费,有些治疗的自付金额高达1.3万美元,如此高的开支让享受医疗保险的员工也承担不起。
  这篇文章还表示:“支持沃尔玛的华尔街,在那里考斯科反而被指责劳工成本过高。”沃尔玛已经将成本压至最低,而考斯科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考斯科的税前利润只有收入的2.7%,还不到沃尔玛5.5%的一半。
  且慢,我们若是沃尔玛的消费者,不是希望它能除去所有的中间人、冗余和摩擦,让我们得到最低的价格吗?最贫穷的美国人——他们通常没有卫生保健——难道不是从中受益最多吗?这正是塞巴斯蒂安。马尔莱伯(SebastianMallaby)在2005年11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他写道:“沃尔玛的批评者宣称,这一零售商对美国穷人不利。”这一主张是后向推理的:正如纽约大学的詹森。法玛所说,沃尔玛是“一个随时代进步的成功故事”。
  在2004年的运动中,法玛向John“BenedictArnold”Kerry提出了建议,而从未接受沃尔玛的报酬;他不是公司的辩护者。
  但是他指出,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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