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节

　　“嘿，你好福气！”
　　“得了。得了，”她丈夫说。
　　“哦，对不起，”伴娘对他说，实在是针对我们大家说的。“不过你没有待在那屋里，看到那可怜的妞儿哭了整整一个钟点，哭得眼睛都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你千万别忘了这一点。我也听说过新郎临阵脱逃这码事儿。不过从来没有在最后关头溜号的。我是说，不能这样做，以至你把一大群十足的好人弄得窘得要命，差点害得一个妞儿不想活命，诸如此类的事！如果他改变了主意，干吗不写信给她，并且至少要看在老天爷面上，像个有教养的人那样解除婚约啊。趁还没造成损害就解决了事。”
　　“得了，别激动，你倒是别激动啊，”她丈夫说。他还在格格地笑，但听起来有点儿勉强。
　　“哦，我说的是真心话！他干吗不写信给她，像个男子汉那样跟她直说，这就可以免得发生这种悲剧什么的？”她猛孤丁地对我看。“你是否正巧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她责问道，声音硬得像钢。“如果你们小时候就认识，你应该有点——”
　　“我还是约摸两小时前才赶到纽约来的，”我怯生生地说。这时不但伴娘，连她丈夫和西尔斯本太太都朝我瞪着了。“直到现在，我压根儿没机会去到电话机边。”说到这里，我记得，—阵咳嗽发作了，这倒是货真价实的，但我必须声明，我根本没有想法忍住了不让咳出声来，或者缩短这段发作的时间。
　　“大兵，你这咳嗽去看过医生没有？”等我的咳嗽止住了，中尉问我。
　　就在这关头，我又是一阵咳嗽——真怪，倒十十足足是货真价实的。我在中座上这时仍旧保持着半面或四分之一朝右转的姿势，但身体却扭转着，朝着汽车的前方，这样咳嗽才合乎礼貌，不致有碍卫生。
　　看起来似乎非常不成体统，但我以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插进一段说明，来回答两个难题。首先，为什么我一直坐在汽车里不下车？撇开一切次要的情况不淡，这辆汽车据说是命定将把乘客送到新娘双亲的公寓去的。不管我能从那极其伤心的、没举行婚礼的新娘或她那心乱如麻的（而且非常可能是怒火中烧的）双亲嘴里掏到多少第一或第二手的消息，也不可能抵销我出现在他们寓所里将引起的尴尬情绪。那么，为什么我一直坐在汽车里呢？为什么我不趁，比如说，等红灯时下车呢？还有，提得更尖锐一点，为什么我当初跳上车去呢？……我以为，对这些问题至少有十来个答案，而且不管怎样个明确，全都是讲得通的。然而，我想不提它们也不要紧，而仅仅重复—遍：当时是一九四二年，我—十二岁，新入伍不久，新近听人劝告，跟大伙靠拢是行之有效的——而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感到寂寞。在我看来，一个人干脆看见坐满人的汽车就钻进去，坐好了就不下来了。
　　且回头把故事说下去，我记得当时三个人——伴娘、她丈夫和西尔斯本太太——组成了联合阵线瞪着我，看我咳嗽，这时，我朝后座那小老头儿瞟了一眼。他仍然笔直地紧盯着前方。我留意到他的脚几乎碰不着地，这简直使我感激。这双脚似乎是我宝贵的老朋友。
　　“这个人究竟要干什么？”等我从第二阵咳嗽中恢复过来，伴娘对我说。
　　“你指西摩吗？”我说。起初，根据她语调的变化，看来她显然想到了什么异常不光采的事儿。跟着，我突然想到——这纯然是出于直觉——她很可能秘密地掌握了有关西摩的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传记材料；就是说，那些关于他的低级趣味的、生动得叫人遗憾的并且（就我看来）基本上引人误解的情况。说他小时候有六年左右曾是全国广播界的“名人”，比利.布莱克。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吧，他刚满十五岁就进哥伦比亚大学念一年级。
　　“对，西摩，”伴娘说。“他参军前干过什么来着？”
　　我的直觉又在头脑里倏的一闪：她知道不少有关他的情况，但由于某种原因，她不愿透露。举个例说，看来她明明知道西摩应征入伍前教过英语——他当过教授。教授啊。说实话吧，我那时望着她，一时产生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想法：她甚至可能知道我就是西摩的弟弟。这念头多想没有意思。我撒开了，并不对着她的眼睛看，就说，“他是个脚病医生。”说罢陡的掉过头去，眺望窗外的景色。汽车静止不动已有几分钟，我这才听到远方，从列克早敦大街或第三街上那个总方向传来军乐队的鼓声。
　　“在游行！”西尔斯本太太说。她也转身朝前了。
　　我们这时在八十五号街到八十九号街之间。有名警察驻守在麦迪逊大街的街心，正在吩咐所有的南北向车辆停下。凭我看到的来判断，他光是叫车辆停下；这就是说，并不指挥车辆朝东或朝西拐弯。一共有三四辆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朝南开，但是朝城北方向的车子正巧只有我们这一辆。就在最近的街角，还有北面那条通往第五街的横街上我看得见的那—段，路石边①和人行道上站着两三行人，显然在等着看一队土兵，或者士，或者童子军，或者什么什么的离开他们在列克星敦大街或第三街上的集合地点，列队走过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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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毛注：①路石边：没有看到原文，不知这里指的是不是“路的右边”或者“街石”。
　　“天哪。事先哪能知道啊？”伴娘说。
　　我转过身去，我的头差一点跟她的头相撞。她正探出身子，差—点嵌进西尔斯本太太和我之间的空隙。西尔斯本太太也朝她转过身去，脸上带着相应的、相当痛苦的表情。
　　“我们在这儿怕要停上几个星期，”伴娘说，—面朝前伸长脖子，从司机座前的挡风玻璃望出去。“我现在就该到那儿了。我对穆莉尔和她母亲说过，我会搭头批开出的汽车，五分钟左右就赶到她们家里。天啊！我们难道—无办法吗？”
　　“我也该早到那儿的，”西尔斯本太太相当敏捷地说。
　　“是啊，我可是庄重地答应过她的。公寓房间里眼看要被形形色色傻里傻气的姑妈、舅舅和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挤得满满的，所以我跟她说过，我要拿了九、十柄刺刀给她站岗，保证让她有一点儿安静，并且——”她打断了话头。“天啊。这太不像话了。”
　　西尔斯本太太做作地轻轻笑了—声。“恐怕我就是这些傻姑妈之一吧，”她说。明摆着她给得罪了。
　　伴娘对她望着。“噢——很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啊，”她说。她在座上朝后靠靠。“我只是说他们的公寓太小，如果大伙儿成打成打地涌进去——我的意思你也明白。”
　　西尔斯本太太不作声，我也不朝她看，不想看她被伴娘的那句话究竟开罪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然而我记得，说也奇怪，我对伴娘为了“傻里傻气的姑妈、舅舅”这个失言所说的道歉话的口气印象颇深。这道歉是真诚的，但并不窘迫，说得更确切点，没有巴结的意味，因此我当时感到，尽管她那套舞台腔的义愤和装腔作势的怒容，她身上确乎有某种刺刀般的品质，这倒并不是完全不可钦佩的。（我要赶紧爽快地承认，我对这桩具体例子的看法，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我通常对不愿过分谄媚地道歉的人抱着相当过分的好感。）然而，重要的是，就在这会儿，—种针对那个失踪的新郎的反感像一阵小小浪潮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对他那未作解释的缺席行为的非难像波峰上的白色泡沫般隐约可见。
　　“我们来看看在这里能不能采取一点儿行动，”伴娘的丈夫说。听上去可说是一个在炮火下镇静自若的人的声音。我觉得他在我背后作了番部署，跟着，猛孤丁的，他的脑袋探进西尔斯本太太和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