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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和C.S.刘易斯于1926年5月11日,在默顿学院英语系的会议上初识。其时托尔金在牛津大学担任古英语教授才两个学期,刘易斯刚刚被委任为玛德琳学院英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兼研究员。
一开始他们彼此都相当谨慎,刘易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托尔金总是把话题围绕着英语预备考试打转,后来我跟他谈了一会儿。他是个圆滑、苍白、滔滔不绝的小家伙……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为三十至四十岁的男人而写的。”这是关于他俩第一次见面的一段奇特的回忆。当时正是托尔金开始游说,要改变牛津英语系课程结构的时期,但刘易斯在认识托尔金后,有一段时间里并不支持他的提议。此外,托尔金当然很传统,对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着顽固的观念,但说文学是“为三十至四十岁的男人而写的”似乎并不是他的风格,因为托尔金曾与知识女性有过接触,他的简阿姨便是第一位获得科学学位的女性之一,他认为她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女性。
在刘易斯与托尔金相识时,他俩有许多共同之处。刘易斯比托尔金小近七岁,但他俩都曾亲身经历过壕沟战。他俩都非常热爱语言,尽管他不像托尔金那样熟悉冰岛文化,但他对深奥复杂的挪威神话以及古英国文学也非常迷恋。
不过他俩的家庭背景却迥然不同,是卓越的才华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刘易斯的父亲是贝尔法斯特的名律师。他的父母为他取名克莱夫。斯特普尔斯,但他从小便自称为杰克,他的朋友们也一直这么称呼他。他曾在贵族学校莫尔文学院读书,并于1916年获得奖学金入大学学院就读。他成绩异常优秀,两次获古典学第一名。
或许是因为他出身较优越,刘易斯看起来比托尔金更有都市气息,他的兴趣更为广泛,在很多方面也很反传统。他一生未婚,但却与年纪大他许多的离婚女人贾尼。
穆尔同居。贾尼是个没什么文化的爱尔兰女人,在战争期间刘易斯遇见她时,她已年届四十五,而刘易斯才十九岁。(晕,这什么品味啊!)他们住在离牛津市中心约五英里的一幢大房子里,那儿总是充满欢乐,满屋子都是书和资料,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一到夏天,刘易斯和托尔金便常去池塘边游泳,直到1963年刘易斯去世,他在那里一直住了三十三年。对刘易斯来说,穆尔太太既是母亲也是情人。
牛津大学很多人都当她是个村妇,在杰克谈到她的少数几次里,说她好像说话不太得体,而且对杰克似乎有一种过度的占有欲。
托尔金和刘易斯之间很自然地产生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刘易斯爱写小说和诗歌,并有宏大的创作计划,从这点来说,他和托尔金是志同道合。他们和一般人一样,在学生时代就深深感受到同志爱的吸引(不要误会成那个“同志”),而且在大战期间,他们更是沉浸在这样的男性世界中,不过他们的友谊也是因为拥有共同的学术背景,以及有分寸地相互批评对方的作品而来的。
自他们认识不久,托尔金便将《贝伦和露茜恩传说》(后更名为《…之歌》)的草稿拿给刘易斯看,刘易斯做了眉批,提了建设性的意见。他似乎很快便感觉到托尔金对批评很敏感,但托尔金也能虚心接受他所敬重的人的意见。到了1920年代末,托尔金的两位(T.C.B.S的)老友谢世后,刘易斯已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朋友。因此,托尔金几乎将这个故事全部重写了。
如果文学是他俩友谊的最初驱策力,那么这种力量很快也发展到其他方向。因为他们和别的男人一样,喜欢神侃闲聊,还喜欢边喝酒边为对方大声朗诵古代经典著作和自己的作品。他们一起参加“吃炭者”读书会和“因克林”的聚会。(活动内容见本章第一部分)
托尔金与刘易斯从1926年到1946年,做了近二十年的密友,但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转淡,到1950年初,原本的友谊几乎消失殆尽。友谊中断的原因可能与友谊建立时一样复杂,为了深入了解其中因由,我们应该注意到托尔金性格中较阴暗的一面。
托尔金多年来一直很喜欢雨果。戴森和沃尼。刘易斯,他也是克里斯托弗。韦斯曼的密友,年轻时也和T.C.B.S的成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还与牛津大学其他学者有真挚的友谊,但对他来说,杰克却是其中最非同寻常的朋友。就“因克林”所有成员而言,他认为自己与刘易斯情趣最相投,才智最相当。但托尔金嫉妒心很重,对朋友有特别的占有欲,同时,当朋友获得认可或取得成功时,他很容易心生妒意。
刘易斯已经意识到托尔金的不稳定性以及他善妒的倾向,他曾在1939年写给弟弟沃尼的信中抱怨托尔金的烦人之举,以及他严谨、友好却又捉摸不透的复杂个性。
杰克对托尔金的感情没有托尔金那样强烈,他对他充满敬意,喜欢与他在一起,并且从这种友谊中获益匪浅。但与托尔金相比,他较为活泼,性格不太传统,拥有更自由解放的心态,比他有更多的好友,能享受更潇洒的私生活,这种差异为友谊增添了活力,但自三十年代末起,有三件事开始影响他俩:刘易斯转变宗教信仰、刘易斯的书热卖,最后,但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刘易斯的新朋友。
刘易斯自小受爱尔兰新教徒教养,但成年后,却抛弃了一切宗教信仰,托尔金渐渐知晓了这件事,不过一当他知道,便立刻认为启发朋友认识宗教教理真谛是他的责任,因此,他俩就宗教问题有过许多次长谈。经过交谈和刘易斯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刘易斯认定上帝的确存在。1931年9月的一个晚上,刘易斯与托尔金的朋友雨果。戴森(他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像往常一样去牛津大学。三个朋友在户外散步时,话题自然便转至基督教上,刘易斯当时正主张多神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求信徒们坚信基督,认定他是为着拯救我们的灵魂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刘易斯丝毫不能接受,认为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而且,他还相信,从根本上说,神话都是谎言。托尔金细心地倾听着朋友的陈述,他的反驳改变了刘易斯的人生。他(托尔金)
说神话当然绝不是什么谎言。神话的本质源于真实,它生动地描写了某些特定的文化含意。你可以称它为神话,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事件之上的,来自真理。因此没有神话是谎言。托尔金相信基督教核心的“神话”提供了一条道路,让每个人都可以追寻非物质层面,是追求更深远性灵的内心途径。
虽然刘易斯并未即刻获得启示,但这次谈话却让他以全新的态度去思考信仰问题了,同时,这次交谈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朋友相儒以沫的情景,以及这样的过程带给他们多少写作题材,此后,刘易斯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一再表达基督教是神话的观点,这也是他著名的作品《纳尔尼亚纪事》(托尔金讨厌这本书)和科学幻想三部曲中《来自寂静的行星》(1938)、《太白金星》(1943)、《狰狞暴力》(1945)的主旨。把基督和刘易斯所熟悉的理性思维(神话的意义)联系起来,似乎可以让他先把宗教理性化,接着让他衍变为一种本能,一种热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重要谈话让托尔金与刘易斯的友谊更进了一层,但也埋下了日后友谊破裂的种子。托尔金真诚地希望刘易斯皈依天主教,但杰克反而回归到托尔金极其讨厌的爱尔兰新教,这位因他的帮助而找到上帝的人,最后竟然投了敌营,而且还声名远扬,他们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痕。
因为都是作家,刘易斯的皈依新教让托尔金尤为痛苦。从寻找上帝、寻找基督,到成为信徒,刘易斯立刻变成了基督教的护教者,而且以此闻名遐尔。刘易斯出版了《朝圣者的回归:为基督教、理性以及浪漫主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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