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约瑟夫，我很累

现可以开心一笑的什么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那样过。比起平时，那天的可能性甚至更小，因为我妈妈有位客人，一个名叫斯隆·卡伯特的女的，是她在庭院这边最好的朋友，她跟我爸爸有点热情洋溢地打招呼，有点假，也有点调情的味道。
　　“你好吗，斯隆？”他说，然后他又转而对他的前妻说，“海伦？我听说你准备给罗斯福塑座胸像？”
　　“嗯，不是胸像，”她说，“是座头像。我觉得如果我在脖子位置截断，效果会更好。”
　　“嗯，好，挺好的。祝你好运。那好吧。”他专心看着伊迪丝和我。“好吧，再见了。拥抱一下好吗？”
　　他的拥抱令人难忘，那是他行使探视权中的高xdx潮时刻。我们一轮一个给一把搂过去，紧紧地贴着，闻得到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他的下巴涩拉拉的，却感觉温暖，摩擦着我们一侧的脸颊，他在靠近耳朵那里湿湿地很快一吻，然后就放开我们。
　　他几乎走出了庭院，几乎到了街上，这时我和伊迪丝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贴纸！“
　　他停下来转过身，那时，我们才看到他在哭。他想掩饰——他的脸几乎扭到了腋窝那儿，似乎那样有助于在他的里面口袋找——但是根本无法遮住那张可怕的肿胀而又刻着皱纹的脸，上面满是泪水。
　　“找到了，”他说，“给你们。”他对着我们微笑了一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说服力的微笑。如果我说我们留下来跟他聊天——我们再次跟他拥抱——那样会挺好的，但是我们太尴尬了，没有那样做。我们接过贴纸就跑回家，也没有回头看。
　　“哦，你难道不激动吗，海伦？”斯隆·卡伯特在说，“跟他见面、说话什么的，在那么多记者面前？”
　　“嗯，当然激动。”我妈妈说，“可重要的是量好尺寸，我希望不会有很多摄影记者和那么多破打扰。”
　　斯隆·卡伯特比我妈妈小几岁，特别漂亮，长得就像当时我想被称为装饰派艺术的插图上画的那种：黑色直发刘海，大眼睛，大嘴巴。她也是离了婚的母亲，不过她的前夫很多年前就找不到影子了，提到他时，总是称为“那个杂种”或者“那个狗娘养的胆小鬼”。她只有一个孩子，男孩，跟伊迪丝同龄，名叫约翰，我和伊迪丝都特别喜欢他。
　　我们搬到庭院这里后没过几天，我妈妈就跟斯隆·卡伯特认识了，在我妈妈帮忙解决了约翰的上学问题后，两人的友谊就牢不可破了。我妈妈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认识一家人，他们愿意通过让人寄宿来挣点钱，约翰就去那儿住，在那儿上学，周末才回来。那样安排，超出了斯隆能够轻松供得起的程度，但是她设法应付过来了，她对我妈妈一直感激不尽。
　　斯隆在华尔街那边上班，当私人秘书。她说过很多次她讨厌自己的工作还有老板，但好的一点，是她的老板经常去外地，一去很久，让她有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雄心壮志，也就是为电台写剧本。
　　她跟我妈妈透露过她的姓和名都是她自己另起的：“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孤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
　　“哦，海伦，”她说，“这对你可是件大好事啊。要是你得到了宣传——要是报纸上登了，还有新闻记录片——你会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
　　我妈妈第一次去见了候任总统后到家那天，五六个人聚集到她的工作间里。
　　“谁给我倒杯酒好吗？”她问，一边装作无助的样子看来看去。“然后我就跟你们全讲讲。”
　　她手里拿着酒，眼晴瞪得像个小孩的那样大，她跟我们说门开了，两个大块头男的是怎样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男的，”她强调道，“年轻、强壮的男的，搀着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霍华德·惠特说，他显得不自在。“他残废了他也没办法啊，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那有多么难看。”那似乎有一一定分量。如果她在何为美这方面是位权威人士——在一个小男孩该怎样跪在蕨丛中吹排萧上——那么她当然已经获得了在何为难看一事上的权威资格。
　　“不管怎么样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她又说，“他们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用手帕把脸上的汗珠大部分都擦掉了——他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说起话来，那些话我听不懂。最后他转过脸看我，带着他那种笑容。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那样的微笑。他的眼神根本没变，但是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好像让木偶线往上扯着。那样的微笑能吓坏人，会让你想：这个人有可能危险，有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么样，我们聊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了，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总统先生。’我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了胡佛总统的票。’他说：‘那你来干吗？’类似这样的话，我说：‘因为你有颗有趣的脑袋。’他又对我露出微笑，说：“有趣在哪儿？’我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到那时，她肯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记，摄影记者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的报纸上，很可能会读到这样的标题：
　　女雕塑家打趣F.D.R.头上长包
　　她跟他寒喧几句后，就开始忙正事了，也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的不同位置。我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在我为她那些树林里的小仙童充当模特时，裹着粘土的卡尺上凉凉的、颤抖着的地方在我全身又挠又捅。
　　但是在她测量和记录所测尺寸时，闪光灯一次都没闪，没有一个人向她提问；她紧张地说了几句话并道谢后，就又出去到了走廊上，到了那些伸长脖子的无助的人们中间，他们还不能进去。这次肯定让她很失望，我想象她在回家的路上，都在盘算怎样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讲述，以弥补她的失望之情。
　　“海伦？”别的访客基本上都走了后，霍华德·惠特曼问，“你干吗要跟他说你没投他的票？”
　　“嗯，因为那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你也知道。”
　　她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个铺主的女儿；很可能她从小到大，就一直听别人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那是受人尊敬和穿着干净的标志。也许她已经降低了她关于受人尊敬的标准，也许甚至对穿着干净也无所谓了，但是“忠诚的共和党员”还是值得守着不放，在她为推销花园塑像而跟顾客见面时也许有用，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会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到后来，几乎肯定会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共和党员。
　　“我崇尚贵族！”她经常会大声说，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她的客人在讨论共产主义时低沉的聊天声，那些人很少会注意到她。他们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举办的派对上，酒可以畅开喝，而且就凭她令人感动地急于取悦人这一点，她就称得上是个热情的主人；但是只要聊到政治，她就像是个尖声尖气、让人着急的小孩。她崇尚贵族。
　　她也崇尚上帝，要么至少在圣路加国教派教堂的仪式上是那样，她每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