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一生

　　译：丁丽英
　　文：[美]雷蒙德·卡弗(RaymondCarver)
　　我爹名叫克利夫·雷蒙德·卡弗。家里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则叫他克利夫·雷蒙德。而我的名字却是小雷蒙德·克利夫·卡弗。我讨厌那个“小”字。在我小时候，爹总是管我叫弗罗格，那倒不错。可后来，他也开始像家里人那样，叫我小雷蒙德了。这样叫，一直叫到我十三四岁，那时我就扬言说了，谁要再这么叫我，就不睬他，爹只好改叫我道克。从此，直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都叫我道克，要么管我叫儿子。
　　爹死了，母亲打电话来报丧，是我妻子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到尹阿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系就读。妻子一拿起电话，母亲就脱口而出：“雷蒙德死了！”一瞬间，妻子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母亲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妻子便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是我的雷蒙德呐！”
　　1934年他离开阿肯色去华盛顿州找工作，一路步行，搭便车，还要乘坐载货列车的空车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华盛顿州，只不过为了找一份待遇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摘了一段时间苹果后，才在大峡谷水坝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安顿下来。然后，存了一小笔钱买了一辆车，开回阿肯色去帮他的家人，我的祖父祖母搬家，举家迁往西部。他后来说，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要饿死了，这可不是瞎说的。也就在他回到阿肯色，那个镇叫利昂纳，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遇到了我母亲。他们是在人行道旁遇见的，那时他刚从一家小酒店出来。
　　“他是个酒鬼，”母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如果当时我有一颗水晶球就好了。”他们曾在一年前或别的时候的一次舞会上见过。母亲告诉我，他在她之前有过女朋友。“你父亲总是有女朋友的，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也有。而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其他男人。我也没有失去过什么。”
　　就在他们去华盛顿州的当天，一个治安法官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于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和原来的农场工人，现在的建筑工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我母亲是在阿肯色公路旁的帐篷里，和我父亲家的人一起度过的。
　　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我父母住的地方比窝棚大不了多少。祖父母住在隔壁。爹仍然在水坝工作，后来，巨大的涡轮机发出了电，并途经几百英里，把水倒灌进加拿大，弗兰克林·罗斯福来建筑工地演讲，当时爹就站在人群中听。我爹说：“他一句也没提为了造水坝而死去的人。”他有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有的来自阿肯色，有的来自俄克拉荷马，有的来自密苏里。
　　然后，他在克拉斯卡宁的锯木厂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在俄勒冈州，紧靠着哥伦比亚河。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我爹自豪地抱着我，站在那家工厂的门前，脸冲着镜头。我的帽子歪斜着，差不多快要掉下来了，而我爹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正咧开嘴大笑。他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看来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这就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爹找到的活儿是当锯木工，锯木工的技术还是在克拉斯卡宁时学会的。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叫他去服役，因为他的工作对战争来说十分重要。军队需要加工好的木材，他就把自己的锯条弄得非常锋利，甚至能锯掉你手臂上的汗毛。
　　自从我们搬到雅基马后，爹把他的亲戚也安置到了那里。到四十年代中期，我爹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还有她们的丈夫，直至叔舅、表堂兄妹、侄甥辈，以及他们的整个家庭和朋友，都从阿肯色搬来了。一切都是因为我爹带了个头。男人都到喀斯卡特山的博伊西，我爹干活的地方去干活，女人都到罐头厂去包装苹果。照我母亲的说法，很快，每个人都比我爹过得好了。我的母亲说：“你爹存不住钱，钱把他的口袋烧了个洞。他总是在为别人忙活。”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进的第一所房子，是在雅基马的第十五南大街1515号，厕所是安在门外的。每到万圣节夜晚，或者随便哪一个该死的夜晚，邻家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把厕所挪到别处，挪到隔壁马路上去。我爹就不得不找人来帮忙，把厕所重新搬回家。那些孩子还会把厕所移到别人家去，栽在院子中央，有一次，他们竟把它点上了火。但是，并非我家的房子厕所是在屋外的，等我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气时，一看见别人家的厕所有人进去，就朝那里扔石头。这叫做轰炸厕所。可是这样没多久，渐渐每户人家的厕所都移进了屋，还装了管道，但我家的厕所仍在外面，是这一带惟一的一个了。我很害羞，记得三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老师怀斯先生开车送我回家，开到我家前面的地方，我就要他把我放下来了，我对他谎称我就住在这里。
　　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却将他关在门外。他喝醉了，当他撞门时，我能感觉到房子在震颤。等他强行打开窗想要爬进来时，我母亲就用一只淘箩砸他，正好砸在他的眼睛中间，将他打了出去。我看见他倒在草地上。多年后，我曾经掂量过这只淘箩，重得像一根擀面杖，一边想象着，有人要是被这类玩艺儿砸中头，感觉会怎样。
　　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日子，爹曾经把我带到卧室，让我坐在床上，对我说我可能要去拉沃姑姑那儿住上一阵。我不明白，我干了什么，不得不住到外面去。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后来好歹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仍然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住到别处去。
　　我记得母亲总是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槽。有时全部倒掉，有时怕他发现，只倒掉一半，另外再加满水。有一次我尝了尝他的威士忌，那东西味道实在可怕，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去喝它。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汽车，大约在1949年，要么就是在1950年，我们终于搞到了一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但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吃尽它的苦头，我爹不得不将一只马达重修了一下。
　　“我们在镇上开的是最旧的汽车，”我母亲说，“我们用来修车的钱都可以买一辆凯迪拉克了。”有时她在驾驶室的车底板下发现谁落下的口红，还有带花边的手帕，就对我说：“看见没有？一定是哪个**留在车里的。”
　　一次我看见母亲端了一锅热水跑进我爹睡觉的房间。她把爹的手从被窝里拉出来，浸到水里。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我想知道有什么结果。她告诉我，这样能使爹在睡梦中开口说话。她肯定爹有些事瞒着她，而她有必要知道。
　　我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搭乘北岸公司的车，穿过雅基马的喀斯喀特山脉到西雅图去，住在万斯旅馆，到一家名叫“就餐铃声”的咖啡店吃东西。有一次我们还到伊瓦尔的蛤蜊养殖场，去喝了好多杯热的蛤蜊汤。
　　1956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爹把在雅基马的工厂里的活儿辞了，又在切斯特找了一份工。切斯特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那儿有家小锯木厂。当时换工作的理由是，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还含糊不清地向他保证，几年之内可以让他当锯木工的头儿，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我爹习惯于奔波，仅仅是想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罢了。雅基马的生活对他来说太刻板，没有起色，而且一年前，他奔了两次丧，他的父母在六个月内相继谢世。
　　我毕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