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页

    
    
    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 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一场更大灾难的并发症。
    
    
    结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随着我一次次的怒视，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发话：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紧接着那恋爱中的男人也开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时，舞台上音乐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精神被短路的感觉。就是说此时你的大脑中所有的神经有一种突然被拉断的感觉，其具体表现是：思维没了，左右脑被胶在一起，头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四肢发软，眼睛发直，张口结舌，同时汗水正偷偷地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向外扩军……
    
    
    马泽尔依然在挥动着他的指挥棒，气宇轩昂；而法兰西民族也正在表现着他们的从容与潇洒，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只被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也许此刻我最庆幸的，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指挥家，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一个指挥家，无疑对音乐是一种玷污。1980年，当我那时的老师汤沐海要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一走，我想当一个指挥家的梦想就会破灭。很多年以后，汤沐海回到了中国，并担任起中国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见他，尽管我的办公地与中国交响乐团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见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与他见面：商人？学者？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游民？我总感觉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经无法与汤老师沟通了，从一种神圣的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堕落。
    
    
    后来汤沐海辞职走了，他的前任陈佐湟也早已离去。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相继离去，我不知道。或许，在这块土地上，音乐依然无法神圣？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许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民族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世界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别人视为“三等公民”，穷一点，是无所谓的，物质是可以被创造的；但人不能因为穷一点而失去素养，而一个民族也不能因为不是富国而变得没教养。因为有教养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荐的那本《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
    
    
    三年前，我也去过美国。那天下午4点，在华盛顿一个大的广场，绿草如茵，阳光刺眼，一个美国人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换上运动服，开始跑步，换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里，这是，活泼的小松鼠靠近我，枪着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头，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水。这阳光，我嘟嚷一句。
    
    
    实际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着我脑海中祖国的贫穷，眼前的宁静平和对照着我脑海中祖国的嘈杂与纷乱，眼前清醒的空气也遮不住脑海中祖国空气的浑浊。
    
    
    我为祖国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话语是真诚的，他的眼泪、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祖国深深的爱和期望。因为一种对现实状态的痛苦不满要远比一种虚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实际的价值。我们的民族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一切而承担一种改变历史的责任。《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给了我们一种实话实说的现状，而有这种感受的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华的人，他说他一共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为他爷爷在日本使馆工作，那是他还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公共厕所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题为《细微之美》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严。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却很少感到肤浅或低俗……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