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鞠躬，国王杀人（1）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中总出现国王，却很少看到独裁者？那是因为“国王”听起来比较柔和。还有人问，为什么理发师会经常现身？那是因为理发师丈量着头发，而头发丈量着生活。
在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中，孩子问理发师：“那个把猫扔了的男人什么时候会死啊？”理发师往孩子嘴里塞了一把糖果，说道：“等他的头发能塞满一只夯实的麻袋，等麻袋和他一样重的时候，他就会死的。我把所有人的头发都装进麻袋，直到麻袋被夯实被填满。”理发师说：“我不用秤，我用眼睛称头发的重量。”
在我还不知道独裁者，在我还未开始写作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发师、头发和国王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国王在世时像一只狗像一只小牛，死后皇冠粘在头上一半是胆一半是瓜。发丝下所有夏雨让它们悄无声息的天使潜入玉米秸，它们都曾是国王身边的卫士。我长大的那个偏远乡村，没有柏油马路，只有颠簸的土路。但国王认识这条路，否则我们不会相遇。他和童话里的国王毫无关系，因为我没有一本童话书。他来自现实的世界，来自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我祖父的象棋。祖父的象棋和他的头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祖父当过兵，曾被关在战俘营，在战俘营里刻过象棋子。
祖父的头发一绺一绺落下。营地理发师把树叶揉碎，用它的汁液涂抹头皮。理发师有个下象棋的嗜好，无论在哪儿，只要有机会就来一盘。他从老家带了一副棋，有七颗棋子儿在前线的混战中丢了，下棋时只好用面包块、羽毛、小树棍儿或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代替。几个星期后，新生的头发又厚又密，祖父开始琢磨带点什么东西去见理发师。他在营地发现了两棵树，一棵浅蜡，一棵深红。于是他用两棵树的树枝刻了那七枚缺了的棋子，送给理发师。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祖父说。刻棋子拉近了他和象棋的距离，让他觉得，如果不了解棋子在棋盘上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于是祖父开始学下象棋。下棋不仅缩短了漫长等待时的乏味，也给生活带来些许依靠。下棋时，大脑和手指虽然没有进入真正的生活，却也是生活的一种变奏。人们活在时间的一个断片，坐在里面可以回首张望记忆中的故乡，同时翘首企盼着早日回家。人们逃进棋子，遁入游戏时光，不必再忍受时间的空乏。从战俘营回到村子后，和理发师一样，象棋也成了祖父的嗜好。
雕刻那七个象棋子的训练，加上回村后漫长从容的时光，让祖父能够把刻棋子的手艺继续下去。木料在树上随时可得，他给自己刻了一套完整的棋子。他刻的第一颗棋子是兵，他说，因为打仗以前自己是农民，回家后还要继续当农民。
给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祖父已经拥有了一副商店里买来的正规象棋。所以我可以玩他那副自制的、缺了四颗子的棋。这里面我最喜爱的是两颗（国）王，那蜡白和暗红的。棋子经年累月已经陈旧肮脏，变成灰白和深褐，像阳光下干涸的土地，或是被雨水浸湿的土地。所有棋子都有裂缝，摇摇晃晃，雕刻时新鲜的木质在里面随意干枯，使得每颗棋子最终的样子各不相同。最歪的那两只，腆着肚子弓着背、一副老态龙钟模样的，就是两个王。他们脑袋上的皇冠歪了，而且刻得过大，跌跌撞撞的。几十年来，祖父每周末都会下象棋。后来，下棋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人世，为了凑热闹，他只好在星期天去打牌。不过他还算运气好。每年，他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看望嫁到邻村的姐姐，有一次在她那儿遇到一个用他的话说是“真正的”棋手。此后，他每周三都坐火车去邻村下棋，而且经常把我带上。我们村住的都是德国人，他们村都是匈牙利人。姑奶奶的木匠丈夫是匈牙利人，那个象棋手也是匈牙利人。祖父下棋时可以尽情享受他的两个爱好，因为他也喜欢讲匈牙利语。每次去他都带着我，这样他在下棋时我也能学点匈牙利语。
祖父的木匠姐夫经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满了木屑，只能在胳膊下面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头戴木屑巴斯克帽，头上是木屑太阳穴和木屑耳朵，浓密的木屑八字胡。他会做家具、木地板、门窗、带卷门的童车，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饭勺这样的小东西，还有，就是棺材。
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人用词的报道。这些词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讳“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饮料基地”则把商亭军事化了，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的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在其中听出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冲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它无视官位的高低。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无法企及之处，英雄和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保留。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提到“复活”，却将一剂慰藉注入死亡，暗示着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涂满防腐剂的领袖住在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
穿着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并不会讲东德德语，但他每天都在做着“地下家私”。他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工作间里的棺木，一件人死后被放进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儿乱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间，哪儿有地方就放哪儿：一辆童车可能放在棺材的旁边、上面，甚至可能是它里面。木工房里的作品代表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个驿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时光的触角。在衣柜、床头柜、床、凳子和桌子中间，棺材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们站在那里，比任何言语的表达更清晰，无需有关生与死的废话，它们就是人在生和死时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在我眼里，木匠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对我来说，世界不是云游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变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头放到哪里，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飞逝的季节，无论是荒芜裸露，还是绿草绵延的季节。这里的死亡之日陈列馆，全部是表面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黄到深褐覆盖下的清澈。色彩在这里不再游荡，只为各自浓浓地抹上一笔。它们不再是风景四处飘舞和铺张，只呈现一种沉静的特质，一种安宁的明晰。它们不会使我害怕，在我触摸之时，静静地待着，让宁静也在我身体弥漫。门外，四季一个紧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肉体，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地等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个缝纫机，用来给棺材做枕头的。“这白色的锦缎，”他说，“像是国王的用度，里面装满刨子幽灵。”那长长的、从刨子里落下的卷卷的东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灵”。我喜欢这个词，那时就喜欢，用幽灵而不是用树叶、稻草或锯末做死者的枕头。幽灵原本住在活着的树冠里，树枝被砍下被锯开后，它也随木料落了下来。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说《墙中窗》里写道：“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