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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个开头。编辑们表示,以后连续发表的部分还将透露更多的东西。
《纽约时报》得到的东西,原来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不久前,由他委托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的文件副本。报纸称之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这些档案,是由35位学者编纂的,这些学者中包括兰德公司智囊班子里的分析家,编纂工作就是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页记录,3000页说明,总共250万字。内容全属机密,但不是军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现仍待在越南的美国部队;也不包括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材料。麦克纳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国是怎样陷入越南的沼泽的。文件也的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些文件还回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年代。这些文件显出很多官员极为无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据文件揭露,在所谓东京湾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了关于东京湾问题的决议。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约翰逊决定在越南投入美国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据他所知,“没有人提出或公布什么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
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还没有时间阅读过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参加这一研究工作,但他没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项目。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这份研究报告的那个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总统甚至不知道有这份材料存在。尽管这并不影响尼克松本人和他对这场战争的指导,但他十分恼火。他觉得政府能否保守机密是关系重大的。他认为,这次没有涉及他自己的机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一次就难说了。况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却揭开了旧的疮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难堪的政府信用问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打电话给白宫,建议政府通过法院对付《纽约时报》。尼克松同意。米切尔给报社打电报,“客气地”建议不要再刊载了。他警告说,如果编辑们继续干下去,法院可以根据间谍法判他们的罪,罚款1万元,并判处十年监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诉的;因为这一泄密事件“对美国国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司法部长进行威胁的报道,还并排连续刊登了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连两星期,报纸的本地新闻编辑部和法庭都忙乱不堪。一批政府律师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于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位上任刚好五天的法官,安排于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刊登该报关于文件的报道。很清楚,《华盛顿邮报》编辑们也有同一的消息来源。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同时,美联社开始往世界各地播发《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文件。刊登该项文件的报纸也有《纽约时报》。
马迪安到法院去对《华盛顿邮报》起诉,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个临时性命令也不肯发布。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美国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纽约市法院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出永久性禁令,但决定把临时禁令延长以等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最后,在下一个星期五,1873号和1875号两案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做出有利于报界的裁决。接着,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种的不同意见。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莱克门,同约翰?哈伦一起,构成少数。
马迪安的主张是,司法部不过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试图收回被盗文件。可疑的盗窃者是谁,当时没有指明,但联邦调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哈佛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写过一篇论决策过程的博士论文,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亲信,协助编纂过“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属于鹰派,后来由于事态的变化,和其他许多鹰派一样,变成了鸽派。因为他成了使公司难堪的人物,便辞去兰德公司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对于是否公布这批文件,他长期犹豫不决。美国入侵柬埔寨终于使他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还在躲藏着的埃尔斯伯格,在一个没有宣布的地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自认就是提供这批文件的人。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悲剧受到谴责,“在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并以5万元的保释金获释。而就在当天,他在洛杉矶被控犯了盗窃政府财产和违反间谍法的罪行。六个月之后,又对他提出12项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谋叛。他以前在兰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还有一位从事广告工作的洛杉矶妇女和前南越驻美国大使。埃尔斯伯格说:“我什么也没有偷,也没有犯间谍,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罪。我没有犯法,也从没想危害我的国家。”
一批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于1973年观察调查水门事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批五角大楼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后一击。”白宫特别调查小组——管子工——罗致了两名纽约前警察,这两个人是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伦尼扬伦尼扬(DamonRunyon1884~1946年),美国短篇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擅长写有关纽约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说。——译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两年前曾在约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进行过政治调查;他们的任务,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后来由约翰?迪安安排,包括调查查帕奎迪克爱德华?肯尼迪车祸案,批评南越美莱屠杀案的人的情况,反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华盛顿一位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关系等等。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务。
那时候,任何曾和埃尔斯伯格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得对许多问题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最可能的同谋者是莫顿?霍尔珀林,因为他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的编纂工作。霍尔珀林曾是埃尔斯伯格的朋友,后来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离开政府后,便到了华盛顿自由主义派的智囊班子布鲁金斯学会。查尔斯?科尔森认为,霍尔珀林是泄密的一个根源,他那里也许还存有机密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里。科尔森于是派乌拉塞维奇承担这项侦察任务: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根本没有办法闯入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约翰?迪安后来的交代,科尔森这个不肯轻易罢休的人,曾对考尔菲尔德说:“必要的话,他应该在那座楼内放上一枚燃烧弹,趁着火起混乱的时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这在那两个纽约前警察看来,未免太过分。他们感到,应该有人对科尔森的感情用事进行约制。他们把情况反映给迪安,他马上就赶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圣克利门蒂。迪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华盛顿,关于燃烧弹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对考尔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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