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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起来的样子,把我们全抓起来之后,就把整个计划执行下去。”为了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还作些具体指示。他解释说,有必要在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间门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络,然后自己去执行入侵计划。他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结地。他大笑着说:“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司对此毫无所知。像一切和这次行动有关的人一样,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过许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事实上,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弗吉尼亚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的咖啡种植园受训的勇士们,全都弄得糊里糊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讯联络是不灵的。特别小组竟没有把改游击战术为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报告艾森豪威尔。“古巴旅”仍然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而“阵线”则一直认为美国人曾经说过,少于五千兵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央情报局力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还可得50元,每个孩子另有25元。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影响保密。消息传出,远近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无须乎他来告诉他们,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罗”(古巴农民)知道反革命分子们要来了。关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经在危地马拉市的《时报》上刊出,而且为大多数西班牙文报纸所转载,其中有几家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英文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读到这方面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这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他们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戏剧性的斗争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即将来临的白宫生涯的高潮——意义重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和接踵而来的访苏之行。特工人员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可是,5月1日,预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飞机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这个地方是乌拉尔山区中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在俄国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像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次飞行也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称之为“间谍飞机”。
U-2型飞机色黑,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员座舱仅容一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军用飞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九英里或十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俄国雷达的效能。U-2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成就,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并据信超出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装置。在五一节驾驶该机的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属于新的一类寻求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金钱。对他来说,飞行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很好的职业。靠这差事他每年能挣3万元,而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他们夫妻总收入每年才只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空军中尉。他身材粗壮,加上留个平头,看上去很像职业足球运动员——也许是个防守型的边卫,肯卖力,靠得住,可是没有什么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还曾询问一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俄国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他妈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据鲍尔斯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所谓的“越空飞行”当时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鲍尔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鲍尔斯还不肯罢休:“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地讲,他应当说多少呢?”按鲍尔斯记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得你全说出来的。”——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说法出面更正。
这种事最荒唐的地方,还决不仅在于没有事先安排的托辞。1956年,“越空飞行”开始时,谢尔曼?亚当斯已在白宫,他完全知道,没有一次“越空飞行”不是经过总统批准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他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艾克说:“你说得对,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俄国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之内的几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项,也是批准了的。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事原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艾森豪威尔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并不真实。有些情况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应该细加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这次飞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飞行。这是在长时间停止飞行之后又开始的两次“越空飞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图飞越苏联全境。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要飞行3800英里,最后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就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认为值得一试,是想到如果U-2飞机能比过去更深入俄国国境,就有可能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们,对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揣测纷纭。一种推想是:俄国人当时已接近于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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