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应，不过他还是认为欧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于“非洲思想”（the African mind）和非洲文化的观点过于简单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委托苏格兰的精神病专家J.C.卡罗瑟斯（J. C. Carothers）博士进行了“非洲人正常心理和病态心理”的调查研究。卡罗瑟斯曾经在肯尼亚担任过管理监狱的卫生官员。他的调查结论是：“非洲人鲜少使用大脑额叶。非洲精神病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结为大脑迟钝。”卡罗瑟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正常”非洲人相当于“接受过额叶切除手术的欧洲人”。[2373]法农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卡罗瑟斯根本未得要领。他说，非洲文化的内涵（就像美国黑人文化，如鲍德温的作品）是努力争取自由，斗争（暴力）是阿尔及利亚人共同的文化，也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想象力。与金一样，他们已经成了“有创造力的行动主义者”。法农没能活着看到阿尔及利亚走向自治、重获和平。他忙着写书，耽误了白血病的治疗。1961年底，他被送往华盛顿，但已经太晚了。就在作品发表后数周，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终年36岁。

法农所写的辩论作品正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需要的精神食粮，在美国，当詹姆斯· 鲍德温在系列小说《另一个国度》（1962）、《黑人怨》（1964）和《去见那个人》（1965）中改变立场之后，他的地位就被艾尔德里奇·克利佛（Eldridge Cleaver）取代了。克利佛于1935年出生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他喜欢说自己“接受的教育来自洛杉矶黑人聚居区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昆廷监狱、福尔松监狱和索莱达监狱”。这个说法虽然不无讽刺意味，却是真实的，克利佛在狱中阅读广泛（他因私藏大麻入狱），还遇到另外一些狱友，从而形成了他的叛逆个性。他最后成了非裔美国人的准军事组织黑豹党的情报部长。他的第一本作品《冰上灵魂》在金遇刺的同一年发表，对鲍德温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克利佛写道：“在鲍德温的作品里，最令我们感到可憎和痛心的是他对黑人（特别是他本人）的憎恨，还有对白人的最可耻的、狂热的、奉承的、谄媚的爱，这种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位著名的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难找到。”[2374]与法农一样，克利佛认为非裔美国人面临的形势极为紧迫，不允许作家奢求成为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家；这一问题过于突出，在克利佛看来，鲍德温经常采用的无论是置之不理的态度或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语境的办法，都是逃避的行为，简直无异于种族犯罪。这部创作于狱中的《冰上灵魂》交织着三大主题。第一是监狱中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白人对黑人的虐待行为。第二是克利佛对国际种族政治、白人种族神话、非洲、黑人历史、黑人食物、黑人音乐等问题的看法，说明该如何构建与此针锋相对的、同时又能赢得支持的神话。第三是克利佛的进步思想，他谈到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性，在第一篇文章中就坦承他本人作为一名年轻人觉得白人女性比黑人女性更有魅力，最后又以抒情地笔调赞美“黑色之美”——“请让我从源头品尝你那爱的河流”。[2375]尽管当时克利佛对鲍德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相对而言，鲍德温的作品却更好地留存了下来。

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的著作与此截然不同。她传达的信息是，黑人已然获得了自由——可能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其他意义上的自由。她更重要的、引起争议的观点便是她远离政治的意识。《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她五卷本自传中的第一本，发表于1969年，安吉洛在这本书中记录了她在16岁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的人生。[2376]我们领略到了阿肯色州斯坦普斯镇丰富多彩的黑人生活，斯坦普斯距离克利佛的出生地以及众多种族暴力事件的发生地小石城不到一百英里。安吉洛出色地重塑了儿时的世界，“浆洗过的围裙、浅黄色的连衣裙、花生馅饼和孩子们玩的掷刀游戏，洗澡水在火炉上冒着热气”。心情糟糕时，眼泪就像“温热的牛奶”一样顺着脸颊滚下来。[2377]当然，这个温馨的世界远不止拿一把玉米喂小鸡这样的事情。父亲在很多时候是缺席的，但他身后这个由母亲与子女构成的家庭在情感和精神生活方面却毫不贫瘠。在吉卜林和萨克雷与兰斯顿· 休斯、詹姆斯· 韦尔登· 约翰逊和W. E. B.杜波依斯等人互相争执的世界里，威廉· 莎士比亚“是我爱上的第一位白人”。[2378]玛雅（当时她还叫玛格丽特）真心喜爱哥哥贝利和妈妈。她的妈妈是位坚强、正直、美丽的女性，不惧制度的威吓。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成人世界的工作和歧视开始侵蚀他们田园诗般的生活，例如，牙医宁愿把手伸进狗的嘴巴也不愿伸入“黑鬼”的嘴巴。[2379]但是这种情况并未以悲剧的方式呈现。玛雅和妈妈持续关注着这个世界，从未停止思考。无论命运如何多舛，他们的生命是丰富的。安吉洛当然憎恨种族歧视制度，但她的书强调，生命有两种自由构成：一种是大的政治自由，另一种是来源于教育、性格、幽默、自尊和思想等的无数小自由。一次，有人问她母亲：“妈妈，你还好吗？”她答道：“嗯，听说，白人还是领先。”[2380]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既是黑人作家的作品，也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不像民权运动那么猛烈，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还是能看到若干相似之处。这十年在性解放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66年金赛研究所开始了一项重要的关于同性恋的早期研究，它发现4%的男性和2%的女性主要是或完全是同性恋者，至少37%的男性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恋经历。[2381]同年，威廉· 豪威尔· 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 约翰逊合著的《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显示，大约一半的已婚人士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性问题（男性勃起时间过短或早泄，女性无法达到性高潮）。[2382]一年后，即1967年，斯堪的纳维亚杂志商面对现代大众市场推出了赤裸裸的色情杂志。同年，《花花公子》的出版商休· 海夫纳一个月内售出了400万份杂志，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383]1968年11月3日，阿尔· 戈德斯坦推出《性交》杂志，自称要做成“性王国”的消费者报告。一年后，菲利普· 罗斯发表《波特诺的抱怨》，探讨男性手淫的“痛苦和兴奋”；伦敦和百老汇则上演《喔！加尔各答！》，演员正面全裸，演出中还有露骨的性对话。20世纪70年代，商业杂志《阁楼》首次登出阴毛图片。1970年，关于淫秽和色情文学作品的总统调查委员会报告称，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色情作品会引发性犯罪。1973年，这一领域中的一些传统观念也告一段落了。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的投票结果裁定堕胎合法，同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诊断手册中除名，宣布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不属于心理失常。

虽然出版业（色情业）革命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主要是指性自由（美国很多州仍然视同性恋为非法），但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远不止于女性全新的性意识的觉醒。尽管性觉醒也很重要，但是女性对自身看法的改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蒙娜· 德· 波伏娃时代就开始了，后又受到贝蒂· 弗里丹的影响，这些改变至关重要，影响深远。1970年，性革命遭到一记棒喝，三本书同时问世，都对两性关系持强硬态度。

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从研究生时代起就定居英国，这位澳大利亚人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是因为她在《吸吮》杂志上撰文批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