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八月之光

图炸毁它，但未成功，正打算制订新计划时，他们通过秘密渠道获悉1944年2月底重水将被转移到德国。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这批重水将由火车运往廷湖，然后经渡轮过海。2月20日，一支挪威突击队炸毁了这艘渡轮，船上一共53人，26人丧生。同时，39桶共计162加仑重水沉入海底。德国人后来承认，他们“之所以未能在战争结束前制成自持式原子反应器，主要原因”是由于维莫尔克袭击和渡轮袭击，导致他们未能增加重水储备量。[1801]这几乎是战争期间地下组织进行的众多破坏行动中最重要的一次。

日本根本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日本科学家一度注意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但是指导这项研究的海军特别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一枚炸弹需要100吨铀，这相当于日本铜产量的一半，更可怕的是，它要消耗日本全国供电量的10%。于是日本物理学家转而关注雷达的研发。苏联人则比较精明。1940年6月，两位科学家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谈及有关铀的新发现。[1802]美国科学家对这篇文章毫无反应，苏联人则据此认为（可能这才是这篇论文的真实意图），没有出现后续反应，说明西方盟国已经秘密开始核弹项目了。苏联人还注意到了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可能注意到的情况，即西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不再向科学杂志提交独创性论文；显然，他们忙于别的事情。因此，1939年，苏联人开始苦心研究原子弹，但是，由于德国入侵，这项工作被中断（后来物理学家不得不忙于雷达研究和地雷探测，而且出于安全考虑，原子弹研究的实验室和实验材料被转移到东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这个项目又重新启动了，并从前方召回了科学家。位于莫斯科河边一个废弃农场的“二号实验室”（Laboratory Number Two）就相当于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不过，这个实验室只有大约25名科学家，主要从事有关链式反应和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工作。苏联人尽管走上了正轨，但是此时他们已经落后了数年。[1803]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在24小时内获悉了原子弹的情况。[1804]不到一个月，5月8日，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但是日本人还在负隅顽抗，新任总统杜鲁门即将成为签署使用这一可怕武器的命令的第一人。到欧洲胜利日这一天，研究人员已经将原子弹的打击目标定为广岛和长崎，运输系统无懈可击，工作人员全部就位，实际投射的航空程序已经过试验并加以改进。5月31日，临界数量的钚和铀已经就绪，确定于7月16日5点50分在墨西哥边境附近格兰得河边的阿拉莫戈多沙漠试爆炸，当地人将该地区称作“死亡之旅”。[1805]

试爆炸完全按计划进行。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和他的兄弟弗兰克一起见证了这次爆炸，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腾起的云变成“明亮的紫色”，听到爆炸声不断地回响、激荡。[1806]至于要不要将消息告诉苏联人，要不要警告日本人，要不要将第一枚原子弹投于附近的海域，科学家仍然意见不一。最后，他们决定完全保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担心日本人为了阻止原子弹爆炸，可能将数千名美军俘虏转移至潜在的目标区域。[1807]

8月6日，当地时间接近上午9点，美国人向广岛投放了U235原子弹。在原子弹下落的过程中，运载原子弹的“艾诺拉·盖号”飞机已经飞到投弹位置的11.5英里之外。[1808]即便如此，爆炸后发出的强光还是照亮了机舱，随着爆炸的冲击波，飞机机身“发出噼啪断裂声”。[1809]三天后，钚弹落在长崎。六天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弹奏效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全世界为此感到轻松，然而结束战争的手段令人感到恐惧。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一次，这么说毫不夸张。在物理学领域，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使传统意义上的“美丽科学”在知识层面上所做的冒险达到了可怕的巅峰。但是，这种巅峰只是表明：物理学将很难重振雄风，不过它也并未完结。

长达四年的对日战争使世界其他人民，特别是美国人，长久地关注日本这一敌人：他们的神风队飞行员，他们看似多余而又令人困惑的残忍，以及他们对天皇的忠诚，所有这些都似乎与西方人迥然不同。到1944年，很多差异显得尤为明显，美国军方觉得有必要研究日本人，以全面了解日本民族的能力和不足，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做出何种反应和动作。（当然，有一点谁也不能说，即军方想知道，如果日本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他们面对原子弹的威胁会做何反应。当时情况很清楚的是，很多日本士兵和部队拼死抵抗，即使寡不敌众也不投降，与盟军和德军在类似的情况下的表现截然相反。面对一枚或多枚原子弹，日本投降的决策会有所不同吗？如果他们不投降，同盟国要准备多少枚炸弹才能迫使他们投降？投放多少枚炸弹不会超过安全线？）1944年6月，曾经在战时情报局的外国道德分析科工作过几个月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到了一项任务：研究日本文化和心理。[1810]她因田野考察工作而闻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田野考察是绝无可能的。她努力绕开这个难题，尽可能多地采访日本人，包括战前移居美国的日本人和日本战俘。她还研究缴获的宣传电影、一般电影、小说以及为数不多的用英文出版的其他政治学或社会学书籍。巧的是，她的研究到1946年才告完成，她就此发表了《菊与刀》一书，虽然该书是写给决策者看的，却在大众层面引发了轰动。[181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有50万美军以战领军的身份留在日本执行任务，这个曾经令人恐惧的敌人普遍以礼貌而客气的态度接受了外国军队，这一点令人惊讶。与战争时期的日本人相比，和平时期的日本人同样让人感到困惑，这也是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大受欢迎的原因，这本书的知名度比她早期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还要高。[1812]

本尼迪克特以阐明日本民族的各种悖论为己任：“这个民族谦恭斯文，却又傲慢无礼；循规蹈矩，却又敢于创新；唯诺顺从，却又犯上作乱；忠心耿耿，却又背信弃义；遵纪守法，却又不甘屈服；愿以刀自刎，却又挂念菊花之美。”[1813]她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发现日本人的生活是一个义务的连锁系统，其他一切都基于这个系统。她发现，日本社会有严格的义务等级制度，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行为方式。“恩”是指周遭世界赋予一个人的义务，如人生中遇到的天皇、家长、老师等各种各样的人。[1814]因着这些义务，个人有责任做出各种报答：对天皇要“忠”，对父母要“孝”，这些都是“义务”，是还不清的债，它没有时限，永远还不完。与此相对，还有一种“情义”，这种债只能用“完全等量的恩惠”来回报，这种债是有时限的。有“俗世的情义”（例如叔伯婶婶的情义），也有“姓氏的情义”，指消除失败的污名或弥补受损的名誉，以正家声。本尼迪克特解释说，日本心理学中不存在西方人都理解的罪的概念，不存在人生的戏剧性源于使人进退两难的互相冲突的义务。日本社会的基础不是罪，而是羞耻，羞耻感衍生出很多其他内容。[1815]例如，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在日本社会，失败会给人带来创伤，是一种侮辱，因此日本人竭力避免竞争。学校成绩不反映在校表现，只反映出勤情况。学生会对在校期间遭受的侮辱郁积数年